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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作者与编者
编者按：
作者礼露，资深记者。她在2003年京城爆发的“非典”（SARS）瘟疫中不幸感染，九死一生。十五年后，她写下的这篇纪实报告文学，既是对当年SARS疫情的真实回顾，也是对抗疫战役的客观总结，同时还为将来的防疫工作提供了第一手史料和有价值的参考。
《疫城往事：2003求生记》（二）
作者：礼露
献词
谨以此文悼念于那场烈性传染病中不幸罹难的人们
十五年前的今天，在那次震惊世界的公共卫生事件中，我被安排扮演一个不幸的悲剧角色；十五年后的今天，我可以在键盘上噼噼啪啪地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自媒体尽情述说......我是一个多么幸运的人！
（病史：我于2003年4月7日带人看病获院内感染，4月10日发病：高烧、腹泻浑身酸痛......13日首赴北大人民医院急诊，白细胞计数低，淋巴计数高，胸透未见异常，抗生素治疗。16日，胸透显示左肺感染.....）
4月16日是个重要的日子
对我说来病情出现重大转折，正式确诊了，再不存一丝幻想。对世界来说，这天，WHO即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2002年末至2003年春中国从广东至香港及各地至北京......的烈性传染性肺炎其病因是冠状病毒感染，SARS病毒由此正式命名。
SARS，即“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的英文缩写。从那天起“非典”有了学名。
这个科研定论太重要了！意味着原先的治疗方案是错误的——抗生素对该病不但无效反而助纣为虐杀本来就很低的白细胞，病毒因此更没了敌人的抵抗，大肆其虐。是的，记得当时验血我的血样是黑紫色的，白细胞计数超低！
当然，这些都是后来才搞明白的。
我经历的4月16日那天的人民医院同样不明白，或说反应没有那么快。钟南山的方子是两天后开始启用的。
之前几进几出人民医院我们看的都是急诊，急诊部的混乱无序简直没法形容，急诊处置室是由不透气的天井密封改造的，各科急诊病人都在那里输液逗留，可以说是水深火热的“大毒窝”，眼看着医患之间，病人与与病人，病人与家属之间大规模交叉感染，进到里面的好人和“坏人”一律在劫难逃。而我亲眼看到急诊科大夫的装备直到14日才配备上，当时一位负责人在走廊疾速奔走呼喊：都把口罩领了！戴上！都把口罩戴上！她应该就是后来5月13日不幸殉职的丁秀兰主任医师。
此时离最先就诊病人开始造成院内感染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快一个月，——几百人在这里染病，人数呈几何级数增长。可我带陈寰阿姨看病，并没来急诊部，也都逃不掉，失控到了相当的程度。我看到一位中央财经大学的老师在和急诊医生理论：不能放我回家呀！家里一个上学的两个上班的，你让我们怎么办？
有的病人肺片出问题了，自己就确诊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医生是不给下结论的，当时还没有“疑似”一词，我的诊断栏上就只写着“发热”。前期，北京各个医院都差不多，都是隐逸瞒报病情，后来听东直门中医院三月份前期感染的病友讲，同样的惨烈和诡异，医生接到指令保密保密再保密，说是为了保两会平安召开。如此，病人就变的可怜又可怕，在人民医院，每次都能见到有病人发着烧不知所措地抱着片子，一脸茫然，在医院里游来荡去，不肯回家。西直门当时成为重灾区，还因为人民医院附近有两所大学：中央财大和北交大，一个同学病了，恨不得全宿舍的都倾巢出动陪着过来...就这样，院内大规模感染毫无阻挡地扩散着，医护人员首当其冲。医院成了“疫院”。
急诊不能确诊也无权安排住院病床，我们对急诊绝望了，所以16号那天和阿彬才决定去看专家门诊。
话说4月16日，曹医生给我开了三日量的信立泰，第一瓶点滴在门诊的处置室打。这一天增加了一个新规定：在门诊输液的病人必须得交肺片。阿彬于是把我的片子交给了护士前台。输液到一半的时候，护士长来了。她问：“谁是礼露？”然后说：“你怎么在这里输液？你这种情况应该去急诊！你这胸片有问题传染别人怎么办？” 我心想可遇到明白人了，我也纳闷自己怎么能在这里打针，不就是以为门诊专家可以有权开住院嘛。护士长于是拎着我的点滴瓶，把我“牵”到一层急诊去了。有一午休打盹的大夫出来问：“是谁发热？是本院大夫吗？”护士长的表情一下子有点不自然，说“不是”，意思是我是外面的普通患者。那个大夫马上说：“那我们不收。”有那么几秒吧，我们全愣在那了，护士长擎着我的输液瓶，我们三个就僵立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办。过了一会儿护士长对我说：“反正你不能在我们那儿打了，这瓶就在楼上打完吧，后面的你不要再来门诊了。
那个下午，我和阿彬最后一次在急诊部寻求住院可能。找不到急诊负责人，见两位医生或是护士，在走廊的角落正聊着，我那时候已经学会和别人站很远的距离，且很少说话，都是阿彬开口。阿彬问她们：“如果得了‘非典’，而且已经发烧好多天了，能不能住院？”虽然都戴着口罩两个人还是本能地离我们远了一点，然后说没有病房。 我们按捺不住气愤了，说要找院长，她们说找院长也没有用，也没有病房。我有气无力地问：没病房我们这么多病人怎么办？她们说在门口等着吧，排队，如果有车来接就转院，没车来接就等着，阿彬问能知道会转到哪个医院吗。回答，那不一定，不知道。再问可不可以先登记上排队然后电话通知我们，回答，不用，就患者本人站在门口等。我到底也没明白是在哪儿等。这时候听其中一个问另一个：“门口那挺重的那个转走没？”对方回答：“还转什么啊，死了。”听到这里，我看到阿彬都在发抖。
后来从《财经》SARS特刊上看到记者赵晓剑的《北大人民医院大规模院内感染调查》，从中知道当时医院的情况：只有17张简陋的病床，是辟出了太平间旁的洗衣房、清洁间临时建的，很快被本院感染的在职人员住满。很久的后来，在北京协和医院复查时认识一位病友，给我讲了她老公的不幸遭遇，太巧了，四十多岁的建筑工程师，和我的病史一模一样！也是4月7日那天获院内感染，4月10日高烧发病，反复去急诊打抗生素，不同的是他于15号终于住上院，就是十七张病床中的一个，不幸的是他于4月17日病故，最后一封发给妻子的手机短信说：这里很简陋，条件不太好，没有水喝，晚上很冷，喊不到人......
要在门口等转院吗？说实话我对这个转院比对去死还恐惧，没有人知道你去了哪里，不能自理最后会多么不堪，最后还要以失联的方式离开世界？当时还没有“失联”这个词，就是人间蒸发了。
我还没有料到有更糟的情况：当时北京对外宣称全市的非典病患37人，全部是输入型,就是指直接传染病毒来自广东，死亡8人——这些个数字显然离实际太远。其实此时WHO已经掌握了一些事实，确切来源是蒋彦永医生的信和人民日报记者白剑锋根据我的遭遇写就的大内参。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世卫组织高度质疑那些数字，他们要求亲自来医院查访核实。人民医院与国家卫生部只有一道之隔。医院为了让现场和对外宣称的口径一致，千方百计将SARS患者藏匿转移。我认识的两病友就曾亲历:武警车或救护车载着他们在二环三环绕来绕去，并没有医院安置接受他们，只是躲躲，直到“风头”过去......
唉！
虽然当时我没想到事情是这么险恶，但凭直觉毅然做了选择——我和阿彬说：住不上院咱还不住了呢。回家。
......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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