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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作者与编者
编者按：
作者礼露，资深记者。她在2003年京城爆发的“非典”（SARS）瘟疫中不幸感染，九死一生。十五年后，她写下的这篇纪实报告文学，既是对当年SARS疫情的真实回顾，也是对抗疫战役的客观总结，同时还为将来的防疫工作提供了第一手史料和有价值的参考。
身为作者的世交好友，本编愿以发表于十五年前的拙作开头部分为本文提按。
（注：文中“绿儿”是礼露化名）
《非典型的绿儿》
世交姐妹绿儿不幸中招“非典”，死里逃生。我在解禁后第一时间飞回北京看她。
是绿儿给我开的门。彼此没打招呼。她笑，我也笑。
泪水破堤之前，我俩赶紧抱在一起，体验什么叫“恍若隔世”。
其实，我是备好了几句话激励病人康复的，如“你气色看上去不错呀”，“依然那么漂亮呀”之类的。可真面对了眼前的绿儿，我实在说不出口。
那一向丰满的鹅蛋脸如今皮包颧骨；原本神气活现的眼睛浮肿地眯成两条细缝；灰白的面色模糊了应有的唇廓；稀疏的头发参差不齐地垂在肩头，像霜打的枯草。
我甚至不敢用力，因为她的胸臂之间全然没有女性应有的弹性和温度，感觉上像拥着一位岌岌可危的老妪。
错着头各自擦了眼睛，沉默地走进客厅。
绿儿说：“吓着你了吧？你要是前两周来，我的样子会好看得多，但因刚献了血，这几天又不行了。”
她说得轻描淡写，我的头却“轰”地一声炸开了锅。
“你疯啦？不想活啦？”我厉声喝道。
“你不知道，我的血现可宝贝啦！由于在治疗期间我很少用激素，主要靠自身抗体，所以我的血液中抗体特强，血清的利用价值也特大，提炼出来可以救SARS病人，还可以用于研究……”
这番话太长，她明显气短，无力地向椅背靠去。
此时我看清了，绿儿有一样没变，那就是时常荡漾在她脸上的孩子气笑容。
我一边翻着堆在桌上的“痊愈出院证明书”、“献血荣誉证书”和尚未开封的香港人民对SARS患者的捐款，一边听着绿儿断断续续描述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时刻……
（本文责编胡宪）
《疫城往事：2003求生记》（一）
作者：礼露
献词：
谨以此文悼念十五年前在那场烈性传染病中不幸罹难的人们
以前的事，当她渐渐远去成为历史，你会有种错觉——听起来像是别人的故事。但2003的记忆，却总是每年准时在北京的春天，在我的脑海里倔强地萌醒！这应该就叫“难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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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我的遭遇要从陈阿姨说起。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位老记者陈寰，是资历很深的有名的时政记者。五六十年代一直跟随毛泽东周恩来采访。陈寰阿姨是我父母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东北中山中学时期的同学，他们的友谊从13岁开始，持续了60多年，直到我父母去世，晚辈继往开来。陈寰阿姨一生没有结婚，我大学毕业来北京工作以后，她对我就像对女儿一样。
2003年4月初，陈寰阿姨想去医院做一些检查，希望我能陪着她去。其实她也没什么大事，只是已经86岁，肯定多少有些不舒服的地方。她是副部级高干身份，人民医院有专门为他们提供服务的大夫，所以不像我们普通人那样轻易不愿意去医院。
坦率地讲，我当时多少有些迟疑。那时候北京的传言特别厉害，说是广东的“怪病”已经跑到北京来了，而且中关村那边有一个楼已经被封闭，有人染病死掉了。不过这都是在网上传的，没有公开，没有报道。这也难怪我弟弟礼群听说后打电话过来，第一句话就气哼哼问：“这个时候去医院，你不要命了？！”但我想陈阿姨平时也轻易不张嘴求人，最后还是决定陪她去一趟。当时很多药店的口罩都脱销了，我弟弟当天晚上开车跑了好多家药房，买了三十几个口罩——其实就是那种普通的比较薄的棉纱口罩，然后连夜给我送过来。
4月7日一大早，我就戴着他买的口罩出门了。坐出租车去接陈阿姨时，她看我只露出了眼睛，还哈哈大笑。她是“老革命”，一切都相信正式媒体的报道，既然当时的主流媒体都说没几个人感染，“疫情已经控制”，她就觉得我这个样子有点小题大做。但我还是坚持让她也戴上了口罩。
7点钟左右，我和陈阿姨到了人民医院。我陪她看的第一个医生姓段。进到高干诊室的时候他正在给另外一个患者看病，那人大约70多岁，高高大大的，声音洪亮，看起来是一位老干部，他已经开始咳嗽，也在发烧。我记得段大夫对他说：现在还不敢确认是不是“那个病”，但先按“那个病”吃药吧。就给他开了阿奇霉素——现在想起来很有意思，那时候还没有正式确认是SARS病毒，官方的说法是“非典”（非典型性肺炎），但是医生也不直接用这个词。不过虽然含含糊糊的，大家也都心照不宣，知道是指什么病。
听段大夫说有可能是“那个病”的时候，我还是有点紧张。那间诊室连10平米都不到，就是比一个双人床大点的一个小屋，我和那个老干部离得特别近，而他和段大夫面对面更近。我还清清楚楚记得段大夫跟他说：“回去把口罩戴上吧。”段大夫虽然戴着口罩，但也是极为普通的那种。人民医院后来有100来个医护人员染上“非典”，不知道段大夫是否幸免。
那天陈阿姨做检查的时候，我就在医院里楼上楼下地跑，帮她挂号、取药、划价什么的，来来回回不知跑了多少遍，口罩时戴时摘。那天人民医院的人非常少，我还和陈阿姨开玩笑说：“咱们看病可是拣了一个清净的时候。”陈阿姨说：“既然清净，那就多看几科吧！”于是我又陪她去了呼吸内科、放射科和神经内科。一直忙到12点半，忙得我一口水都没喝。在呼吸内科外面的时候，旁边坐着一个戴口罩的女人，她发着高烧，还不停地咳嗽。
回家以后，我在网上看到了301医院蒋彦永医生写的那篇东西，我才知道真实的情况远比我们想的严重。但是人都有侥幸心理，总觉得去一趟医院就染上了？不至于吧！
8日那天没什么异常。9日那天特别暖和，大概都有20多度了，可是我却觉得特别冷，把棉袄都找出来穿上了，还是觉得冷。睡到半夜竟然冻醒了，在被窝里缩成一团。第二天一早，牙齿开始嗒嗒嗒打战，到了下午，感觉自己开始烧了起来。体温计一量，接近39摄氏度。我想，坏了！可是又拼命否定：怎么就那么巧呢？全北京都没几人得。那时候媒体说，全北京就有12个染病的，都在地坛和佑安医院住着呢，怎么就会是我呢？
当时我家里还同住着两人，一个是我的堂弟礼彬，我喊他“阿彬”，还有一个是武汉大学来北京实习的新闻系学生万莹，她是经朋友介绍暂住我家的。发烧后第一件事，我让他们马上把家里的窗户全部打开，然后让万莹把我动过的东西全部用酒精擦一遍消毒，让他们把牙刷也换掉。
我想到的第二件事，是让万莹赶紧上网帮我查这个病的资料。万莹很快就找到了，然后打印出来给我，其实当时找到的中文资料就只有一页A4纸那么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说此病目前没有对症疗法，一般情况下感染到肺部，出现肺炎，然后是发病5到7天后窒息死亡。这里面还有一句话，是说这个病的“病程”一般是两周——这个在医学里究竟是什么意思，当时我还不十分清楚，但是它在后来给我很大精神上的支撑，因为坚持到了第10天还没有死，我就想，这个病程是两周，我是不是还有机会？
当时我已经有了明确的意识：应该尽量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少出去和大家接触。
五进五出人民医院
4月11日一早醒来，烧还是没有退，冷得我把家里的几床大被都盖上了，可还是禁不住浑身打颤。不过吃饭还好，精神也还好，也并没有想咳嗽的意思。4月12日情况依然没有变化。我还抱着幻想：发烧几天也是正常的，也一点咳嗽都没有，可能就是普通的感冒，就在家挺着慢慢恢复吧。
可是到了13日这一天，我开始浑身疼，骨头，肌肉都痛，而且胸口开始有憋闷的感觉。我跟阿彬说：“不行，咱们得上医院！”阿彬的防范意识比较强，他不但戴了口罩，还穿了皮夹克，还戴上了墨镜。
我住的地方和人民医院只隔着西直门立交桥，所以晚上我们直接去了人民医院的急诊。当时医院里有很多病人，但是我发现医生们都没有戴口罩。医生让我先去化验血，结果是白血球低。然后做胸透。胸透显示，肺部没什么事。既然只是发烧，医生给我开了药，让我每天去打针。在这之前我已经在心里嘀咕了三天了，现在一看这结果，一下子无比轻松起来，就像一块压在心里的大石头被挪走了一样。从人民医院走出来的时候，我虽然还发着烧，但是那个高兴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
我想既然不是“非典”，那还是等它慢慢降温吧。但是睡了一晚上之后，14日这一天病情越来越重，一直想咳嗽，全身酸疼，一点也不想起来，而且腹泻得厉害，哗哗的便的菠菜汤一样，人虚弱得不行。这一天去打针的时候，医院的人特别多，不管生病的人和陪着他们看病的，都混在一起。有的戴口罩，有的没戴。
4月15日我自己又去了一趟人民医院打针，但是此时一天比一天咳嗽多起来，憋闷得也厉害了，还是浑身疼，而且发烧始终没降下来。一般是上午能降到38度，从天黑开始，又达到39.5度到40摄氏度的样子。虽然没什么胃口，我还是使劲让自己吃一些东西尽可能地喝水，以补充一点体力。
4月16日一早醒来，我感觉自己实在挺不住了。我和阿彬说：“咱们再去一趟医院吧！但是这次咱们要把钱带上。”我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我觉得，这一次去医院，他们不可能再放我回来了。阿彬带上钱，还是全副武装又跟我去了。
这一次我们挂了一个呼吸科的专家号。在外面等了好长时间，才轮到我。医生姓何，我跟他说了自己的病情，但是感觉这位专家好像并不是太在意，他还是让我去化验血和做胸透，除此之外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建议，比如说“你这个症状应该去看急诊”之类的。何医生说，他马上要去电视台录像，让我等到结果出来之后找另外一名曹姓专家看。后来我知道，这位专家去电视台就是谈怎么预防“非典”的，可是我这个病人活生生地站在他眼前他却毫无反应，想起来这真是个讽刺。
再一次验了血、拍了胸片，拍片时，医生照例要求我深吸气——憋一口气。
我坐在二楼一个挺清净的地方等结果。阿彬来回跑，问片子的事。这时候我心里很难受，觉得可能逃不了这个病了。因为这已经是发烧第6天，而且我做透视的时候，感觉已经无法做深呼吸了，一深呼吸就咳嗽，最后只能勉强拍了片子。正在胡思乱想之际，阿彬从楼梯那头走过来。虽然他戴着口罩，脸上大部分被遮住了，但是我一看到他仅露着的眼睛就知道，事情不妙。我接过片子一看，上面写着：“左肺叶右下感染。”
愣了几秒钟以后，我才反应过来，说：“那赶紧找大夫啊！”于是我们来到了之前那位专家交待的曹大夫面前。曹大夫戴着口罩，这时候已经把白大褂换了下来，好像要去吃饭。他旁边有一位女大夫在和他聊天。听我讲完病情之后，曹大夫拿着我的胸片对着窗户亮看了一会儿，然后回头和刚才闲聊的女大夫说了一句：“看，又是一个！”那个女大夫赶紧坐直了说：“那你这个地方我还是少来吧！”
听他这一番话，我更加确信我百分之百回不了家了，马上就会有一个人把我记录在案，把我送到某个地方隔离起来。可奇怪的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曹大夫还是要下班的样子，只是动作更急迫了，临走前嘱咐我再打几天抗生素的针剂，开了四五天的。我问：“怎么还打这个药？不需要隔离吗？不住院吗？”曹医生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说：“你先打吧。”他这么处理我倒又高兴起来，我想人家大夫不比咱们明白？不比咱见的多？它必定不是这个病，如果是的话能放我回去吗？所以特别真诚地谢谢他之后回家了。
可是回到家静下心来一想，我还是没有办法骗自己。我开始冷静地想想该处理一些什么事情，于是陆陆续续打电话，给单位的同事，给我的朋友们，告诉他们我得了“非典”，有些事情应该安排安排。不过大部分人接到我的电话的第一反应都是：“得了，你别瞎扯了，如果是‘非典’肯定早让你住院了，既然不让你住院就肯定不是非典！”
不过还是有几个朋友，相信我不在开玩笑，其中一位是我在《人民日报》的同学常莉，她听到我讲的经过之后也很奇怪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情况，为什么不让我住院。我后来才知道，常莉放下电话后一溜小跑，到《人民日报》记者部卫生组组长白剑锋那里，告诉他自己有一个同学得了“非典”，却住不上院。白剑锋马上给四个医院——人民医院、地坛医院、佑安医院和中日友好医院打电话了解情况。尤其是地坛医院和佑安医院，它们本身就是传染病医院，按道理就应该接收传染病病人，可白剑锋发现，对方不是找不到人，就是没有病床。
白剑锋是一名专门跑医院的记者，他意识到肯定出问题了。首先传染病医院人满为患，其次确诊为“非典”的人都没有院住。当天晚上，他把电话打到了我家里。那时我已经无法正常起床。我小时候是练体操的，身体素质特别好，可是这时候我的身体都不支持自己有这样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动作比如起床，我必须侧着身子，先变成半卧，再用手扶着自己的膝盖，跪着起来。每走一步手都要抓东西，眼睛开始发黑了。可奇怪的是，到了那个时候，咳嗽也并不厉害。我已经没有力气抬手接床边白剑锋的电话，是万莹在厅里接的。万莹把这些天发生的情况一五一十详细地讲给白剑锋听。了解完情况之后，白剑锋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这时候已经是17日凌晨。我话都说不出来了，在电话里只能听到自己嘶嘶的喘气声。白剑锋问我：“你现在怎么样？”我说还是不好。他说：“你不要着急，我们都在帮助你。”除了“谢谢”，我当时已经没有力气再多说别的，他的这句话我这么多年来一直记得……
17日白天病情更加严重，上午就烧到39℃多，气都上不来了。已经走不动路，一站起来眼前都是黑的，出现缺氧状态，脸上跟有小虫爬似的，可能是皮肤上的血液开始缺氧了，脸都黑了，嘴唇变紫了，手也变色了，很危险了。到了这个时候，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继续去医院打针，打针也知道没有用，可是还能做什么呢。这天再去医院的时候，我想这一次怎么着也应该收我住院了，下定决心，死也要死在医院里！我让阿彬把家里所有的钱都带上，再一次去了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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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敬请关注明日《疫城往事：2003求生记（二）》）
2018年4月16日写于北京玉桃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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