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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共生国际传媒讯】
导读
旅加作家李彦曾在《当代》2019年第4期发表《校园里那株美洲蕾》，讲述《1937，延安对话》作者毕森的跌宕人生。本期新作中，她将引领读者一同走进多伦多樱桃林街10号，结识出生在四川乐山的加拿大学者文忠志。文忠志与祖父文焕章、父亲文幼章一家三代人的命运，与中国乃至中国革命有着解不开的缘分。因为始于三十几年前的友谊，李彦所书写的不仅是历史遗痕，也是感念与追逝，是真情，更是致敬。
已是大雪的节气了，多伦多的天空，阴霾重重，但尚未落雪。
汽车缓缓驰入这条偏僻狭窄的街巷时，望着两旁樱桃树光秃秃的枝干，我脑中闪出了惶惑。三十三年前那个夏天，我是怎样踏入这条小巷的呢？那时的我，既无汽车，也舍不得乘出租。奇怪，我竟无论如何也记不得了。
1990年夏天，尚在温莎大学历史系就读的我，曾乘坐五个小时的火车，专程来多伦多，向约克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们，请教一些学术领域的问题。在系主任的指点下，我踏入了樱桃林街10号，拜见了汉学家文忠志（Stephen Lyon Endicott）教授。此前，我对他知之甚少，仅仅风闻过他那位大名鼎鼎的父亲——红色传教士文幼章（James Gareth Endicott）。
文忠志
那天午后的一番倾谈，至今留在我记忆深处，丝毫未消散。不仅是文忠志教授那口流利的四川话，还有他涨红的面孔，激动的声音，有力的手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忠志教授曾数次回到出生成长的那片土地上，一面在四川大学英文系授课，一面搞田野调查。当时许多东西，他都看不惯。
但这种毫不留情的批评，令我极为惊愕。须知身后的祖国，人们仍处于思想解放的欢呼中。我深感困惑，不知该如何阐述历史，才能走出误区，做出客观公正的评判。
那次分手后，我返回温莎，与他有过几封书信往还。记得其中一封，他提到了某芭蕾舞团到访多伦多，记不清是来自上海还是北京了，只记得演出的是《白毛女》。他去看了，思绪万千。
我一直期盼着，想寻找个机会，与文忠志教授再度会面，推心置腹，交换意见。但也许是隐隐地担忧着，惧怕引发激烈争执，也许是我脆弱的神经，不敢面对严酷的现实。矛盾的心理下，渐渐疏了与文忠志教授的联络。
但那根琴弦，却并未折断。悠悠岁月里，时不时地，那根琴弦便会在我心头悄然拨响，令我陷入莫衷一是的惆怅。
谁想时光荏苒，三十几年飞逝而去了。再次踏入樱桃林街，推开那扇漆成淡粉色、吱呀作响的旧门板时，已人去楼空了。
樱桃林街10号文忠志故居
客厅里光线幽暗，堆满了杂物，颇为凌乱。四壁墙上，大大小小，挂了许多水彩画和剪报。地板上，摞着十几只装满文件的硬纸箱。靠窗的那张浅驼色长沙发上，铺了条深红色的毛毯。一旁的小茶几上，罩了蓝白两色的蜡染桌布。
依稀记得，当年的我，身穿碎格子连衣裙，脑后垂着乌黑的发辫，坐在沙发对面那把木椅上，听他侃侃而谈。
灯光下，椅子依旧在，孤零零地，面对着空荡荡的沙发。
侧头望去，古老的海因兹曼钢琴上方，摆着一张黑白旧照。白发苍苍的文忠志教授一面弹琴，一面仰起头，引吭高歌。
他唱的，是哪首歌呢？是雄浑的《游击队之歌》？激昂的《打倒土豪》？还是他在“安乐死”前，孩子们用合唱为他送行时，他亲自选定的《国际歌》？
英文姓氏Endicott，音译是“安迪考特”。这个家族选择了“文”这个汉字，作为他们的中文姓氏，也神奇地成为中国社会百年沧桑的见证人，青史留名了。
文氏家族的第一代川人，要追溯到一百三十年前。文忠志教授的祖父文焕章（James Endicott），是个有理想抱负的加拿大青年。他深受那个年代蓬勃兴起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影响，同情底层百姓，立志献身于社会改造。
一番苦读，获得了牧师资格后，文焕章于1894年带领妻儿，离开了加拿大，远赴中国。沿着长江，在纤夫苍凉的号子声中，他们一路逆水上行，深入四川盆地，来到了乐山大佛的脚下。
文焕章在这座偏远的小城扎根几十年，试图通过传播现代理念，改变当地社会，尤其是农民阶层极度贫困落后的面貌。年近半百时，他才返回加拿大，并荣任基督教联合教会的领导人，直至去世。
第二代川人文幼章，是五个孩子中的老三，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他1898年在乐山出生，在大渡河畔度过了青少年时代，熟谙当地民情，是个地道的中国通。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学贯中西的文幼章牧师，曾为国民政府的“新生活运动”担任顾问，也曾一度支持蒋介石夫妇，认为这对基督徒一定能为改造中国社会的落后状况带来希望。然而，目睹了国民党政府无可救药的腐败堕落后，他深感失望，幻想彻底破灭了。
不少人都知道，文幼章在重庆工作期间，因与周恩来的频繁交往，深受其影响，从此开始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期间，文幼章在重庆鸭儿凼的寓所，一度成了地下交通站，供进步人士秘密聚会。也是在周恩来的动员下，文幼章才从重庆搬到上海，创办了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权的刊物《上海时事通讯》，希望冲破新闻封锁，让西方各界了解中国社会的真相。
1947年，文幼章回到加拿大后，与他父亲一样，因其德高望重的身份，长期在基督教的联合教会担任领导，属政坛瞩目的核心人物。然而，他旗帜鲜明的左翼倾向，招致媒体的污蔑辱骂，因此遭到了教会的排挤。
这个饮着大渡河水成长起来的川人，却无所畏惧，依然到处发表演说，还创办了《加拿大远东通讯》这份刊物，勇敢地为中国革命高声呐喊。
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文幼章访问过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并公开指责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使用生化武器，因而被媒体列为“头号敌人”。加拿大政府甚至威胁，要以“叛国罪”和“煽动罪”起诉他。也有不少人鼓噪，要求吊销他的护照，取消他的通信自由。
文幼章能在逆流中挺立，坚持仗义执言，不畏迫害打击，离不开妻子的支持和信任。
他的妻子文月华（Mary Elsie Austin）虽然出身于加拿大安省南部的富贵人家，自幼生活优越，却深为赞同基督教教义中蕴含的社会主义理念。在大学读书期间，她便结识了从乐山返回加拿大求学的文幼章，二人志趣相投。1925年结婚后，她追随文幼章赴华，陪伴着他，在华夏大地上度过了数十载峥嵘岁月。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月华的著作《五星照耀中国》（Five Stars Over China）在多伦多出版发行了。这部客观真实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书，销量高达一万册。在地广人稀的加拿大，堪称畅销书了。
在文氏后代收藏的历史文献中，有一篇1956年的《人民日报》文章，报道了国际友人在京参观游览的消息。文幼章夫妇的名字赫然在列。报纸早已发黄，保存至今，可见其象征意义，在文氏夫妇心中的分量。
文幼章子承父业，头上也顶着基督教牧师的头衔。他虽然从未加入过共产党，却毕生致力于提倡基督教与共产党之间的和平共处，因此在1952年曾获得“斯大林和平奖”的荣誉。
然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中苏分裂后，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派系矛盾纷纷呈现。加拿大共产党也分裂成了两派。文幼章因同情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拒绝了担任受苏联控制的“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一职。那时，加拿大共产党总书记蒂姆·贝克（Tim Buck）、斯坦利·怀尔逊（Stanley B. Ryerson）等几位资深领导人皆为亲苏派。虽然文幼章与这些人都是老朋友，但他还是开诚布公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毅然决然，宣布了与苏联的决裂。
此后，文幼章顶着巨大压力，创立了“加中学会”，继续在他的《加拿大远东通讯》中介绍新中国的发展，始终致力于和平事业。他的真诚坦荡，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赞赏。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曾授予他“中国人民友好使者”的光荣称号。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个为人类正义事业奋斗了终生的基督徒依旧坚信不疑，《共产党宣言》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而失误仅仅是个人的不完美所造成的。
1993年初冬，九十五岁高龄的文幼章牧师告别了这个世界。第二年春天，文忠志教授遵照父亲的遗愿，捧着他的骨灰盒，飞越太平洋，送他魂归故里，在乐山大佛脚下，把他的骨灰撒入了滔滔东流的大渡河。
第三代川人文忠志教授，是在重庆郊区的鸭儿凼长大成人的，自幼便领受了来自父母的言传身教，奠定了清晰的人生目标。
在文家老少几代人中，至今流传着一个寓意深长的故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文忠志大约三岁时，父母曾带着几个子女，到重庆的监狱里，参加基督教会为囚犯们举办的圣诞音乐会。监狱里关押的，多数是政治犯，其中很多人都是共产党员。当音乐会结束后，全家人步出监狱大门时，六岁的哥哥低声问道：“爸爸，这些囚犯也出来了吗？”
哥哥惊讶地睁大双眼，开始询问有关共产党人的问题，想知道他们试图在中国做什么。“爸爸，共产党会努力帮助穷人吗？”他问。
“那，为什么共产党人被关进了监狱，而我们基督徒却没有呢？”
我不知道，父亲是如何回答儿子的。但毫无疑问，文幼章牧师所信仰的，是追求社会的平等、尊严，是为劳苦大众服务，创造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界。而他已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为了这些原则，而顽强不屈地前赴后继，奋斗牺牲着。
当年幼的文忠志跟随父母和家人，在波涛滚滚的长江激流间乘风破浪，在巴蜀大地上翻山越岭，辗转城市乡村时，每情每景，都已刻印在他脑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痕迹。
十三岁那年，文忠志离开出生成长的华夏大地，回到了祖籍国加拿大。毋庸置疑，早已埋藏在心灵深处的那颗种子，在青春期发芽、开花了。
尚在高中读书时，这个年轻人就投身政治，从此毕生致力于为社会的平等公正而奋斗的神圣事业。
“是的，父亲年仅十六岁，就加入了共产党组织。”文忠志的大女儿美兰（Marion Endicott）肯定地说。
我们在狭小的厨房里相对而坐，品着她斟上的绿茶。餐桌上，摆着精巧的青花瓷茶具。四周墙上、冰箱上、橱柜上，都挂满了文忠志的妻子文丽纳所创作的水彩画。
1950年，文忠志二十岁出头，便担任了加拿大共青团总书记，受党组织派遣，前往加拿大西部的英属哥伦比亚省，从事进步青年运动。
在温哥华，他结识了一位富有艺术天分、淳朴善良的年轻姑娘——丽纳·威尔森（Lena Wilson）。
我读到过一首小诗，《献你一支鸢尾花》。虽不知其创作年代，我却深信不疑，它应当诞生于这对青年男女热恋的岁月里。
丽纳出身于一个贫寒的工人家庭，父母均为加共建党早期的老党员。这对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从此携手，相伴终生，并养育了四个聪明美丽的女儿。在女儿们眼中，热爱音乐与诗歌的父亲，与艺术家母亲，堪称完美的结合。他们喜欢并肩散步，痴痴地关注着在树梢或房顶筑巢的小鸟。
圣诞的夜晚，在烛光映照下，伴着留声机美妙的乐曲，父亲会轮流挽起母亲和女儿们的手臂，在狭小的客厅地板上旋转，迈步，翩翩起舞。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全家人搬入了多伦多北部樱桃林街这座简朴的小楼。
“这一带的居民，大多数是低收入的建筑工人。”美兰说，“与工人家庭们相聚一处，父母才感到心安理得。他们在这里居住了一辈子，招待过数不清的来访者，有国际团体人士，包括中国的访问学者，也有无家可归、需要帮助的人们。”
其实，即便是这样一座不带车库、与邻居的墙壁近在咫尺的小楼，一生清贫的文忠志夫妇也是负担不起的。美兰告诉我，是奶奶用她自己的积蓄，帮父母缴纳了首付。至于那架名贵的海因兹曼钢琴，则是一个加共老党员的慷慨馈赠。钢琴运来时，她父亲拆掉了里外两道窄小的门框，才得以将其搬入客厅。
“父亲幼年时就学会了弹钢琴。在重庆鸭儿凼居住时，我奶奶亲自担任教师，所有课程都是她一人负责。学生不仅有她自己的四个孩子，也有当地的中国儿童。”美兰说。
我看到了几张黑白旧照。一张摄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重庆，是少年文忠志与中国孩子黄岗伟、陈维熙、陈理查中规中矩的合影。另一张，是半个世纪后耄耋之年的老友在北京开怀大笑的重逢。
文忠志的一生，应了一句中国老话：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我父母一直对我们说，”最小的女儿瓦莱莉(Valerie Endicott)告诉我，“你们选择何种人生道路，完全由你们自己决定。因为要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必须要做一个正直坦诚、处处堪为道德楷模的人，那的确很难。”
为了他所追求的理想信念，文忠志遭遇过数不清的人生挫折。
瓦莱莉说，父亲直到晚年，才看到了解禁后的加拿大皇家骑警刑侦处的档案，里面记录着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巨细靡遗，令他吃惊。
文忠志1949年大学毕业后，就从多伦多搬到了温哥华，从事加拿大共产党在当地的组织工作。
关于他那段时间的活动，警方刑侦处有如下记录：“文忠志正在全国劳工青年联合会日夜不停地工作。他给共产党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所有迹象都表明，青年人在他的指导下，运动将会取得比以往更好的进展。”
比起敌人的赞扬，来自同志们的肯定，当然令文忠志的心情更为舒畅。
他的一位党内战友曾这样评价他：“文忠志是个一流的组织家，因为他善于倾听。无论是一件小事，还是一场危机，他都会认真聆听，即使发言者的观点截然不同，他也从不打断别人。然后，他会以一种镇定自若、不慌不忙的态度开口，阐述他的指导性观点，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冷静，与大家讨论，并最终做出决策。”
“父亲拿到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后，曾在很多地方求职，”瓦莱莉说，“每次，雇主都会收到警方的通知，说父亲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他的求职千方百计地阻挠破坏。”
虽然自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加拿大政府已经承认共产党为合法组织了，但明里暗里，对共产党人的迫害，却从未停止过。
1959年时，安大略省曾出现了教师短缺的现象。文忠志持有合法的教师资格证，但学校却拒绝聘用他。据说，当多伦多某个学院的校长听到“安迪考特”这个姓氏时，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安迪考特？在民主国家里教历史，这个名字可是不怎么妥当啊，难道不是吗？”随即便挂断了电话。
文忠志把这些故事讲述给子孙后代们听，是希望青年一代了解，为了破坏共产主义理想的传播，这个国家所选择的，恰恰是真正的反民主之路。
文忠志明白他所选择的是什么道路，也对所处的困境一清二楚。但他对孩子们说，与许多艰苦奋斗、牺牲了生命的共产党员相比，与全世界仍然在面临的种种灾难相比，自己的困难，根本无足轻重。
他并没灰心丧气。他曾带领共青团员们一起到街头卖报纸。也许是为了克服紧张情绪，大家编了一首《卖报歌》，边卖边唱：
文忠志曾跻身加共中央，成为最高机构十四人之一的领导核心人物。然而，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谴责斯大林主义路线后，在加共中央内部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分裂为两派。正是在那一年加共组织召开的会议上，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文忠志在发完言后，毅然辞职，退出了加共中央。
“你父亲是否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的马列毛派？”我问。
美兰摇头否认了。她说，父亲虽然不再参加党组织的活动了，却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仍然是一名共产党员，也坚定不移地相信，中国的做法，才更符合共产主义理念。
说来有趣，六十年代，恰恰是一批在中国出生的传教士子女携手运作，在加拿大朝野呼吁推动，才促成加拿大与中国在1970年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派往北京的第一任、第二任、第三任驻华大使，皆为在中国出生的传教士子女，人人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不是操着浓郁的四川腔，就是河南调。他们熟悉了解华夏的山川河流。在他们眼里，传教士历经数代人，辛苦奋斗了百年之久，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大刀阔斧，短短几年间就得以实现了社会的平等。土地改革、妇女解放、集体所有制、工商业改造、知识分子下乡、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教育改革，在他们眼里均为上帝旨意。七十年代，在加拿大不少高校蓬勃兴起的“红卫兵运动”，参与者和领导者多为加拿大共产党马列毛派的成员。
1972年，文忠志已经四十四岁了，才终于进入了约克大学任教。美兰告诉我，当时皇家骑警的刑侦处立即通知了约克大学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要求其监督文忠志的一言一行，并定期向警方递交汇报。
文忠志从合同制的讲师做起，年复一年地续签，凭着他出色的学术研究成果，才终于脱颖而出，获得了终身教授的职位，并成为享誉四方的著名汉学家。
然而，我在樱桃林街见到他的那个夏天，他才刚满六十二岁，却决定要提前退休了。
为什么呢？他说，他需要有充足的时间，去完成未泯的心愿。
这座小楼的阁楼，曾是文忠志教授的书房。里面摆着一部部凝结了他心血的厚重之作。浏览之下，便知他情系何处：《外交与企业：1933—1937年的英国对华政策》《文幼章传：出自中国的叛逆者》《红色大地：四川一个村庄的革命》《红色巨龙：1949—1990年的中国》《美国的细菌战：来自冷战早期和朝鲜的秘密》《1931年萨斯凯撤温省的矿工暴动》《高擎工人的旗帜：1930—1936年加拿大劳工团结协会》。
文忠志教授生前曾多次前往中国，有时在大学任教，有时下乡调研。
《红色大地：四川一个村庄的革命》，就是他八十年代初在四川什邡马高桥村搞调研的成果。
读过之后，我深深敬佩文忠志教授实事求是、毫无矫饰的学术风范。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土改运动、合作化运动等一系列举措，他都通过对众多亲历者进行采访，做了真诚翔实的记录。其中不少资料，与我在文学和影视作品中所获取的知识，相去甚远。
毫无疑问，能够不通过翻译，便在识字不多的村民和乡镇干部间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忠实地展现历史，得益于文忠志教授自幼便谙熟于心的四川话。
美兰清楚地记得，1975年时，她和几个妹妹在祖父文幼章、父亲文忠志的陪伴下，首次踏上中国大地的情景。全家人参观了工厂、村庄、学校、幼儿园，与普通人交谈，亲眼看到了社会主义中国的风貌，被人们建设新中国所表现出的热情所深深震撼。
美兰打开一本厚厚的相册，指点着那些黑白的和彩色的照片，向我介绍了家人在华期间丰富多样的活动。我看到了文忠志教授挽起裤腿、戴着草帽与农民在稻田里劳作，挥动手臂与群众畅谈，也看到了身穿肥大的中式衣裤的文丽纳在峨眉山上为农民画像。
文忠志1981年在四川农村调研
翻到全家老少躲入峨眉山尼姑庵里过夜时，在黑暗中开怀大笑的照片，美兰的眼角湿润了。
姐妹俩回忆起2011年，全家人最后一次跟随父母到四川故乡游览时，那一幅幅难忘的场面。
那年夏天，一家三代十六口结伴旅行。他们乘上了一艘游轮，沿着长江航行时，发现自己是船上仅有的西方旅客。有天晚上，船上组织旅客们举行才艺表演。文忠志兴致勃勃地建议，让孩子们演唱一首中文歌曲，《打倒土豪》。那首歌是中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流行的，歌词有不同版本，譬如《打倒列强》《两只老虎》，等等。
孩子们了解这首歌曲的内容，因此颇为犹豫，担心这种古老的革命歌曲不合时宜，会受到观众冷落。大家建议，不如唱一首悠扬婉转的英文歌曲《白桦树之乡》吧。
文忠志听从了孩子们的建议。没想到，他们演唱的这第一首歌曲，收到了中国旅客的热烈反响，满船人鼓掌欢呼，要求他们“再来一个”！
这种场面，对孩子们是极大的鼓舞。于是，文忠志毫不犹豫地决定了，推出《打倒土豪》！
令孩子们喜出望外的是，每个中国人都惊喜地看着他们，报以微笑。很快，所有人竟然都加入了进来，用普通话和他们一起高唱：“打倒土豪，打倒土豪……”
瓦莱莉说：“早在出发去中国之前，父亲就弹着钢琴，教全家人用中文练习了这些歌曲。”
文忠志感慨万分，这首老歌，是他幼年时从中国朋友那里学来的。他跟着他们学会了唱中文歌曲，也吸收了许多政治常识。而年过八旬，他却又把这种精神带回了生养他的那块土地。
文忠志深爱中国的一切，不仅是优美的山水、可口的食物，还有普通人的微笑。
这次，他带领全家人，返回度过童年时光的重庆，停留了两天。在这个如今发展得异常庞大的城市里，他们参观了祖父文焕章参与建立的重庆精益中学（现重庆十一中）、第五医院等旧址，也踏上了龙门浩、文峰塔、鸭儿凼、弹子石，在留下了少年文志忠足迹的地方，流连忘返。
一路上，鹤发红颜的文忠志教授用地道的重庆话与路人攀谈，引来了无数赞叹。
乘车通过长江大桥时，他翻开母亲文月华留下的诗集，手指着江心小岛，吟诵起母亲当年为这里的壮美景象所作的诗歌，久久地陷入了儿时的亲切记忆。
在文忠志的带领下，全家人也参观了红岩魂陈列馆，还有歌乐山下的渣滓洞监狱。
那时，文忠志的哥哥已去世多年了，遗憾未能与他们结伴同行。
那个曾经睁大好奇的双眼问父亲“为什么监狱里会关押共产党员”的天真的孩子，中文名字叫文少章（Norman Austin Endicott）。他1926年在重庆出生，因此最爱自豪地宣称，他是“第三代中国人”。
1958年，在多伦多当律师的文少章组织了一个律师代表团访问中国，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他不仅致力于推动日内瓦条约，提倡国际和平，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辟了中加贸易之路，还创立了中加友协多伦多分部。
我早已知晓，文忠志教授和他哥哥一样，对世界各地人民的进步事业都曾全力声援，更不用说，他在加拿大从事工人运动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了。他是如何面对近年来西方社会流行的反共思潮呢？
美兰告诉我，她的父母亲结婚后，在欧洲和亚洲都曾工作过，他们置身于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度中，亲眼看到了，在那里劳动力不是被视为市场上买卖的商品，而是被视为人类社会的需求。
“我父母十分理解，也并没有要求一个社会要尽善尽美，而是逐渐了解那些国家的政策和具体环境，并看到他们在许多方面所取得的良好进展。”美兰说。
2011年去中国那次，文忠志曾带领全家人，专程前往大邑县新场镇看展览。
据说，在当地举办的欢迎晚宴上，八十多岁的文忠志，再次带领全家老少，唱起了《游击队之歌》和《打倒土豪》。
他在留言簿里写道：“这次参观新场的展览，我感到非常高兴，深受鼓舞。这让我回想起为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福祉，我们的先辈所做的努力和贡献。向展览的举办者表示祝贺。”
美兰说：“父亲相信，政治和大众舆论一样，都总是翻来覆去、摇摆不定的，从长远来看，共产党人在世界各地所奠定的事业的真相，早晚会走出困境，彰显其结果！”
瓦莱莉说：“父亲从未忘记过共产主义理想！他把这项伟大的科学，视为他与生俱来的使命。为了这个毕生追求的目标，他经常会在即兴讲演时，带着灿烂的笑容，举起拳头，眼含热泪。为人们讲述工人阶级的生动历史时，还会突然间爆发出高亢有力的歌声！”
姐妹俩提到，文忠志教授的一位中国朋友曾告诉他，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文氏一家三代川人，都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因为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他们选择了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2011年那次旅行，是文忠志教授最后一次返回故土。他目睹了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也留意到了贫富差距拉大、乡村人口流失、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等严峻挑战。
美兰说：“在他看来，中国是个大国，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然而，在探索前进的道路上，仍然应该坚守基本的原则。”
我默默点头，在心里赞叹。相对于趋炎附势、随波逐流的芸芸众生，能坚持独立思考，永不放弃对真理的追求，需要莫大的勇气，也是最令人敬佩的品格。
“父亲临终前不久，我们也曾好奇地问他，是什么力量推动着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那么执着地为社会、为他人做奉献？”瓦莱莉回忆，“他沉思良久后，才说，冥冥之中，还是有一种创造力在指引着人们吧！”
“创造力”这个词，引起了我的好奇，于是问道：“你父亲所指的，应该是上帝吧！虽然他是共产党员，不信神，但他毕竟出生成长在一个几代人都是基督教牧师的家庭氛围里，从儿时起，便受到了有意无意的宗教熏陶。”
姐妹俩摇头，坚决地否认了。美兰强调说，虽然曾祖父和祖父都是基督教的资深牧师，甚至是加拿大教会的领导层人物，但不仅父亲和母亲二人均非基督徒，连她们四个女儿也都不是。
“我父亲所指的创造力，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学说中所强调的，人的主观能动性，而非上帝。”她说。
瓦莱莉同意姐姐的意见。她补充说，在自己的婚礼上，父亲曾引用毛泽东的话，说，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个人生活，都是在矛盾中发展前进的。静止，只是暂时的，变化，才是永恒的。这就是创造力成长的模式。这是一种辩证的舞蹈。当然，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同样强大的影响，还有父亲对大自然能够不断再生、由此产生出鼓舞人心的力量的深刻体验。
姐妹俩提到，父亲活着时，最喜爱的运动，是到野外露营，承受雨雪风霜，在湍急的河流中驾舟，劈波斩浪。他常会高声背诵英国作家威廉·华兹华斯的长诗《丁登寺旁》中的句子：
我没与姐妹俩争辩。脑中浮现的，是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端庄优雅的面容。
伊莎白与文幼章一样，也出生在四川，同样来自加拿大传教士之家，也同样有个地道的中文名字，饶素梅。两家人的后代也有诸多交往。
2019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高龄伊莎白“友谊勋章”。2023年夏天，她以一百零八岁高龄在北京安然离世，赢得了无数人的敬仰。
伊莎白在青年时代，与文忠志教授一样，也曾撰写过一部主题类似的著作《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但她在书中详细记录的，却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她在河北武安县农村亲自参加土改运动和整风的全过程。
在改天换地的社会主义热情吸引下，伊莎白这位英国共产党员决定留下来，把毕生奉献给了中国。
2023年金秋十月，我应邀回国，参加在山东举办的“尼山国际文明交流论坛”。在京停留期间，曾与伊莎白的儿子柯马凯（Michael Crook）会面，大家相谈甚欢。
他不但完全赞同我对《圣经》中“铢必离”这一概念的阐释，认为可以用来解析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矛盾纠葛根源，也与我讨论了应该如何翻译“传教士”这个词语。
柯马凯觉得，当初把missionary翻译成“传教士”，就为之蒙上了一层宗教色彩，有误导读者之嫌。
对此，我深有同感。一个词语如何翻译，往往因文化和种族的差异，而产生不应有的误解和影响。
譬如多年前，我与系里的日本同事聊起抗日战争时，想说“汉奸”这个词，但却感到，英文里没有一个准确的字眼，能表达出汉语中所深藏的轻蔑。日本同事见我犹豫，便好奇地探问：“你是否想说‘与日本人合作者’呢？”我先是摇头否认，但紧接着便意识到了，站在不同角度看问题，就会产生出不同的解读。
回到对“传教士”的翻译上来，这个词的英文本意，原指某个有宗教背景的团体，集资派遣医生、工程师、教师等年轻人到异国他乡去，或为传播自己的信仰，或为当地人民提供服务，譬如在教育、扶贫、医疗保健、经济发展等方面。他们的工资，都远远低于本国人在这个行业里的收入。
举文幼章为例，他虽然是在中国出生的基督徒，拥有牧师身份，但他却长期在成都的华西大学担任伦理学和英语教授，而且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为国共两党工作过的举足轻重的社会活动家。
再举我曾撰文介绍过的甲骨文专家明义士（James Mellon Menzies）为例。他原本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土木工程系。假如留在加拿大工作，年薪会是他去海外当传教士的六倍之多。但1910年时，明义士自告奋勇，当了一名传教士，抵达河南安阳后，不仅用自己的学识专长为当地人凿井造房，在饥馑年间协助慈善机构赈灾，还鬼使神差地成为最早研究殷墟甲骨的学者之一，并最终转身，成长为一名杰出的考古学家，去齐鲁大学担任教授了。
八十年代我来加拿大留学，在温莎大学举办的皇家学术研讨会上，偶然与明义士的儿子明明德（Arthur Menzies）同桌就餐，曾为他那一口地道的河南话备感惊愕，因而结识了这位第三任加拿大驻华大使。
我笔下介绍过的，还有更多加拿大人，如出生成长在豫北的传教士家庭、抗日战争中担任过“国际红十字会”华中华北地区主任的加拿大医生罗布特·麦克卢尔（Dr. Robert McClure），与白求恩并肩去五台山为八路军救治伤员的加拿大医生理查德·布朗（Dr. Richard Brown），他们均为在中国乡村服务了几十年之久的外科医生，头上却都顶着“传教士”这顶敏感的帽子。
我也撰文介绍过来自其他国家的国际友人，如秘密访问过中共领袖、撰写了《1937，延安对话》的美国传教士托马斯·亚瑟·毕森（Thomas Arthur Bisson），朝陕北派遣过外国医疗队的英国驻香港主教何明华（Ronald Owen Hall）， 冒着生命危险为八路军医院运输药品的新西兰传教士凯瑟琳·霍尔（Kathleen Hall）。
因此，公平而言，传教士的工作性质，其实类似于“海外义工”，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国际志愿者”。
文忠志教授离世后，我在英文媒体上看到的讣告，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我们的父亲死去时，与他活着时一样，始终不渝地坚守着那个深刻信仰，致力于建设一个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和平世界。”
我问姐妹俩：“你们知道吗？‘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句话，原本出自《圣经》啊！”
她们面露讶异，随即承认，从小到大，她们几乎从未读过《圣经》，也不去教堂听牧师布道，只是偶尔听说过一些家喻户晓的《圣经》故事罢了。
我又追问：“那你们是否知道，《旧约》中‘铢必离’（Jubilee）这个词的原始含义呢？”
见她们摇头，我解释道：“那是上帝的旨意，规定每隔五十年就必须对全社会的财产进行一次重新分配。相当于每隔五十年就要搞一次土改那样。”
我也半开玩笑地说：“真正的基督徒，其实会很容易就成为真正的共产党！像你们的爷爷奶奶和父亲母亲一样。”
美兰点点头，同意我的观点，“毫无疑问，我们的祖父母文幼章和文月华都是热爱正义的基督徒。而许多理想信念，都是首先由他们灌输给父亲的，为他奠定了人生基础。”
说着，她带我登上狭窄陡峭的楼梯，来到了父亲的书房，指着门旁墙上贴的一张发黄的白纸，说：“这是教堂里基督徒们所唱的一首赞美诗，《圣城之门》。我父亲很喜欢，很多年了，一直贴在这里。”
美兰解释说：“这首赞美诗，清楚地向我父亲表明，大同世界，并非来世的奖赏，而是我们可以在地球上建立一个平等正义的社会。”
文忠志教授的死亡方式，彰显了在和平年代一个真正的人大无畏的精神世界。
2016年一个冬天的夜晚，文忠志教授在外出时滑倒摔伤，因没有手机，无法呼救，在空旷无人的雪地里躺了数小时之久，延误了最佳时机，导致骨折。
从医院回家后，孩子们把客厅里那张沙发移开，换上了一张简易小床。虽有医护人员按时登门照料，但三年过去了，文忠志教授的健康未能恢复，永远失去了行走的能力。
那年，他九十一岁了，不愿再给家人增添负担，也不愿继续耗费社会的医疗资源。他选择了“安乐死”，镇定地告别这个他不再能为之奉献的世界。
对于深爱着父亲的女儿女婿和孙辈们来说，这是个撕裂人心、异常艰难的决定。
但文忠志教授不允许任何人改变他的心愿。他笑着安慰孩子们：“你们的母亲去世整整七年了，我一直很想念她，盼望能早日与她团聚啊！”
他选定的那个日子，是2019年5月4日。为什么是这个日子呢？不言而喻，那象征着中国人民的觉醒、奋起、抗争、努力。
日子确定下来后，最后的两个星期里，每日晨昏，家人和老友们或结伴，或轮番，纷纷来到樱桃林街这座小房子里，为躺在小床上的老人吟诗、弹琴、唱歌、跳舞，与他聊天，回首往事。
在最后一个星期里的某天，孩子们开着车，把文忠志教授带回了他的母校，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再投去最后一眼。
他指着教学大楼石碑上刻着的一行字，“真理将使你获得自由”，对孩子们说：“这的确是个值得努力践行的好主意啊！”
在文忠志教授告别这个世界前的最后那个夜晚，曾担任四川大学副校长的石坚教授打来了隔洋电话。1981年，文忠志在该校英文系做访问学者时，石坚曾是他教过的学生之一。
美兰摇摇头，“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懂中文。虽然石坚的英文很好，但父亲喜欢和中国人在一起时说中文。”
2023年12月8日，瓦莱莉、李彦、美兰在文忠志故居
我又想起了三十三年前那个下午。我用英文与文忠志教授交谈时，他总是固执地用带着浓郁川味儿的中文回答我，似乎刻意要强调什么，抑或说，要纠正什么。
“直到最后一刻，父亲都头脑清晰，思路敏捷。”美兰克制着眼中泪水，“他平静，安详，不愿制造出任何悲伤气氛。”
最后的那个早晨，全家老少都来了，十三个人，在钢琴前坐好，一个接一个，轮流上前，与躺在小床上的亲人道别。
最后，美兰的儿子奥立昂坐到了爷爷身旁，代表全体孙辈，朗读了大家共同撰写的告别词：
亲爱的爷爷，我们很幸运，能与您一起，留下人生的回忆，记住您高亢的歌声，顽皮的笑语，优美的华尔兹舞步，还有您的经典手势。
我们曾因您的幽默而深感慰藉，因您渊博的学识大为惊奇，也总是为您源源不绝的故事而着迷。
爷爷，您曾教导我们，社会主义需要热衷于集体利益的人们，需要放弃某些个人利益以便能支持整个社会的权利，而这些事情均需付出极大的努力。您曾以身作则，向我们展示了个人自律和责任感这些重要品质。
爷爷，在您生命的最后几天，您曾告诉我们，只要有花岗岩和白松的地方，您就会在那里流连忘返。我们知道，这两个元素对您来说，象征着坚强和柔软，代表了艰苦奋斗，还有美好的生活。
爷爷，我感觉到，您的思想很满足，您的内心也很充实。我希望，这一切都是真的。
此时，文忠志伸出手来，抚摸了一下奥立昂的手，看着他，轻轻地说：“是的，这是真的。”
爷爷，您已经超越了我们所有的人，您不仅是一把火炬，而是许多把火炬，我们自豪地高举着它们，让它们放出的光芒，帮我们照亮前进的道路。
爷爷，您是我们政治方向的火炬，坚信我们终将会建设一个公正、民主与和平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人们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那个世界里，每个人都拥有权利和尊严，也都能享受到玫瑰与面包。
爷爷，您是鼓励我们勤奋努力和时刻准备着的火炬。共产主义运动要战胜资本主义的力量，需要以雄辩的事实和论据、杰出的战略战术来武装。
爷爷，您是互相关怀、信任与友爱的火炬，无论是对家人和朋友，还是对劳动人民。
爷爷，您是国际团结和互相理解的火炬，您和前辈们怀揣着使命，奋斗不息，在东西方之间建立了跨越国界的真诚友谊。
如今我们身处的，是一个右翼势力肆意散布对中国的恐惧，而某些左翼人士居高临下评判一切的荒谬世界。
您继承了我们的曾祖父文幼章的事业，您对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的信念、您对中国历史和未来的关心，赢得了深深的理解、尊重和热爱。我们将珍惜这一切，并将把这种珍贵的友谊维系下去。
爷爷，您已经准备好，就要出发了。在您离开这个世界时，我们想告诉您，我们将站在河水对岸向您挥手，支持您前行。
我们将自豪地高举起您留下的火炬，当面对严峻的现实时，提醒自己站得更高，用开阔的心胸，看待人类社会的力量。
在家人的合唱声中，医生静静地走上前去，拿起了注射器。
几首歌，都是文忠志教授早已选好的。有温柔悠扬的《白桦树之乡》，也有雄浑悲壮的《国际歌》。
当那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时，家人们唱出了最后一曲，《野天鹅》：
歌声里，文忠志教授不朽的灵魂，伴随着野天鹅的翅膀，飞往了遥远的天堂。
下午三点半，日影西斜，洒入玻璃窗的光线，更趋幽暗了。我凝视着空空的沙发上那条深红色的毛毯，沉默无言。
不久之后，这座小楼将被卖掉，里面所有的遗物将被清理一空。地板上那十几个纸箱里，承载着文忠志教授保存多年的信件。卧病期间，他一一整理好了。此刻，却不知归向何方。
我知道，对于研究国际共运史的学者们来说，这会是无价之宝。于是，我向姐妹俩提出了建议，希望她们与亲人协商，建立一座纪念馆，不论是在加拿大，还是在中国，妥善保存文氏家族几代川人留下的珍贵遗产。
我掏出随身带来的书，《重读白求恩》，赠给了姐妹俩。那是我与同事合编的英文选集。
姐妹俩听了我的建议，十分高兴。她们说，父亲生前也曾有此心愿，希望能在爷爷文幼章出生的地点，乐山白塔街212号，建立一座博物馆，不但展出历史文物，也可成为一个研究中加两国关系史的交流中心。假如他的遗愿能够实现，文家后代不仅将捐赠相关文物、史料，也将不遗余力地奉献他们的精力和时间。
几十年来，美兰和她的丈夫一直在多伦多的法律机构工作，致力于为被剥削压迫的劳动者主持正义、讨还公道。她十分欣慰地告诉我，儿子奥立昂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为追求人类社会的平等公正、繁荣昌盛奉献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日子里，美兰曾接受中国新闻社的采访，谈到了自幼便从父辈口中听到的动人故事。她说：“在艰苦的斗争年代，那么多共产党人为了人民的利益英勇奋斗，牺牲了生命，令人敬仰。几十年来，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庞大国家尝试新的改造、实验，肯定会充满了起伏和艰辛。”
美兰告诉我，面对当前形势，她经常会给加拿大政界人士写信，批评西方社会对中国的不友好态度，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需要一种与中国相互尊重与合作的方式，而非破坏。
临别之际，姐妹俩回赠给我的礼物，是母亲文丽纳的水彩画。我选中了两幅。一幅是峨眉山风景，竹篱茅舍，天高云淡。另一幅是农家陋室，敞开的两扇木板门外，可见翠竹丛丛。门板上挂着笨重的木闩，残留的红色门神，依稀可辨。
文丽纳画的乐山故居
不难猜想，这些绘于八十年代初期的画作，洇染着文忠志教授魂牵梦系的故乡。
其实，在来多伦多之前，我已经听说了，文忠志教授在人世间的最后一个夜晚，对他昔日的中国学生石坚教授，说了些什么。
这年秋天我回国交流时，应四川外语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之邀，专程飞往重庆，为师生们做了两场讲座。闲聊间，人们提到了文氏家族几代的感人事迹。
有个朋友说，石坚教授打电话与他告别时，文忠志教授问了他一句话：
文忠志教授生前所说的最后一句中文，我没告诉姐妹俩。毕竟，那只是传说。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我们就不会被任何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步出樱桃林10号时，我脑中回荡着的，是年仅十七岁的马克思在高中毕业时发出的誓言。
采访完文氏姐妹后，回到家当晚，我立即联系了四川外语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的陈晓莹教授，谈了关于建立“文氏家族纪念馆”的建议，并嘱托她征询国内意见。在我完成这篇文章的当晚，传来了喜讯。据悉，在四川大学石坚教授等人的努力下，乐山市政府欣然同意，将在该市建立纪念馆。我深感欣慰。
在圣诞节到来之际，我谨以此文向文忠志教授致以我迟来的悼念和永不磨灭的敬意，并衷心感谢文氏家族后代Marion、Lorraine、Irene、Valerie、Gabriel、Laura、Orion、Vivien、Vern、Hannah和Gareth为我的采访所提供的热忱帮助。
（刊于《当代》2024年第4期，文中照片由作者提供）
李彦 女，北京人。1987年赴加拿大留学，1997年起在滑铁卢大学瑞纳森学院任教，2007-2022年兼任孔子学院院长，现为文化及语言研究系中文教研室主任、副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加拿大华文教育学会理事。长期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1985年起从事中英文双语创作、翻译，曾获中外多个文学奖项，主要作品包括英文长篇小说《红浮萍》《雪百合》，中文长篇小说《海底》《嫁得西风》，自译中文小说《红浮萍》，纪实文学《兰台遗卷》《不远万里》，作品集《尺素天涯》《吕梁箫声》《羊群》，译作《1937，延安对话》《白宫生活》，合著中英文双语对照《中国文学选读》、英语文集《沿着丝绸之路》《重读白求恩》等。其中译作《1937，延安对话》荣获《当代》文学拉力赛年度致敬作品。
来源：《当代》文学杂志
编辑：胡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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