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传媒】郑和、王景弘七下西洋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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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世界变革的序幕尚未揭开之前，即十五世纪上半叶，在地球的东方，在波涛万顷的中国海面直到非洲东岸的辽阔海域，呈献出一幅中国人在海上称雄的图景，这一辉煌灿烂的景象就是郑和下西洋。”
              —— 【英】李约瑟博士


    六百多年前，大明永乐三年（公元１４０５年）六月十五日，明成祖朱棣遣中官郑和、王景弘等，统率官兵２７８００余人，乘驾宝舟二百余艘，前往海外，开诏颁赏，遍谕诸番。
    是年７月１１日，由２０８艘远洋巨舶组成的庞大船队在南京刘家港启航，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头戴描金乌纱、身着蟒袍玉带，具天朝威仪，望舟师旌旗招展，衣甲鲜明，心中无比愉悦。这支在中外航海史上前无古人的船队迤逦来到福建长乐太平港，略事休整，俟东北信风至，即从太平港出五虎门，开洋出海。一时间，舳舻相继，在“鲸波接天，浩浩无涯”的大洋中，“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番国。
    从大明永乐三年至大明宣德八年的２８年间，郑和与王景弘率此庞大远洋船队先后七次下西洋，“涉沧溟十万余里”，到达亚洲、非洲３０多个国家和地区，航程总计１６万余海里，每次均安全返航，从而圆满完成了人类史上空前的航海壮举。抚今追昔，怎不令人顿生诸多感慨……
 
    公元１３６８年，元帝国大都陷落，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建立大明王朝。初定天下，当以内抚为主，因而励精图治，“劝耕稼以敦其业”，对外则厉行“海禁”，仅以有限之“朝贡”维持周边国家之睦邻友好。而不惜以“靖难之役”登上皇位的明成祖朱棣，曾于２１岁起以燕王之封戍守北京，这一元帝国时代的国际大都市氛围对雄才大略的朱棣应该不无影响。故而，当明初“三十余年之间，仓廪充积，天下太平”，至永乐时已臻其盛，这便为明成祖“缵承大统，君主华夷”和“帝王居中，抚驭万国”的皇权理念得以实现，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
    同时，永乐初年，明成祖亦面临北南两个严峻现实。蒙元残部虽远遁漠北，却每有卷土重来之意，永乐年间甚至发生鞑靼部杀害明廷特使事件，而中亚帖木儿亦有兴兵为元帝国复仇之念。在东南沿海，逃民“私下诸番，因诱蛮夷为盗”，啸聚海岛，劫掠商旅及朝贡使者，致使海路阻隔不通。更有甚者，“三佛齐诸国，背大恩而失君臣之礼，据有一蕞之土，欲与中国抗衡”。凡此种种，圣心忧之，故而外遣使者，统重兵以殄灭海寇，肃清海道，维护南中国海及周边地区之安定便势所必行。而在北方，明成祖则五次统率大军，亲征漠北鞑靼、瓦剌诸部，以靖边陲。
    然而，明成祖内心有一块挥之不去的心病，那就是拥有正统地位的建文帝朱允炆生死不明，这自然构成对篡位者明成祖的潜在威胁。因此，郑和、王景弘下西洋之举尚负有明成祖的秘密使命——寻找建文帝踪迹。《明史》称：“当是时，帝以兵戈取天下，心疑建文帝行遁海外，将踪之，”即是明证。说来朱棣的皇位确是凭借武力从亲侄子手中所夺，按封建王朝正统说法，该是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
    明太祖朱元璋定鼎南京，在位３１年，为子孙皇图永固，大杀功臣将佐：诛杀宰相胡维庸，牵连被杀之功臣将士达三万余人；诛杀大将军蓝玉，牵连被杀之功臣僚属又达一万五千余人。其他如中山王徐达、诚意伯刘伯温等亦未能幸免。这一残暴作法，使朝廷兵微将寡，失信天下，而诸王拥兵坐大，为日后的皇位纷争埋下隐患。
    朱元璋去世后，皇太孙朱允炆即位，是为建文帝。翌年，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发动所谓“靖难之役”，为时四年，杀人盈野，血流成河，打入南京，而建文帝却下落不明。为永绝后患，明成祖一方面大兴文字狱，严查记述“靖难之役”及同情建文帝的书籍，酷刑处死方孝儒、练子宁、梅殷等人，一方面“数使滇黔百粤，领上密谕，踪迹建文”。张廷玉等人编撰的《明史》记述道：“初，礼部左侍郎胡滢于永乐十七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是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滢至，急起召入。滢悉以前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滢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
    基于以上诸多动因，明成祖朱棣遂选派身边宠信内臣郑和、王景弘为正使太监，率皇家远洋船队出使西洋，以完成上述政治使命。
 
    郑和与王景弘作为七下西洋的庞大皇家船队的正使太监——最高指挥官，两人之间有着太多的机缘巧合：不仅官职事业相同，且身世、经历也颇相似。更难得的是，两人数十年如一日，始终融洽无间，情同手足，患难与共，肝胆相照，共同完成了前无古人的航海伟业。后代史家每论及此，无不深为叹服。
    据史学家郑一镐先生考证，西域普化力国国王所非尔系郑和远祖。该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宋神宗熙宁三年，即公元１０７０年，该国遭邻国侵暴不敌，所非尔率部属臣民归附宋朝。从郑和七世祖马哈木开始以马为姓，按谱系计算，郑和系所非尔的十一世孙。而据福建漳平市博物馆罗宜生馆长查证，王景弘为五代时创建闽国的王审知后裔。福建永安《太原王氏族谱》载：王审知入闽征讨，于光坑昆岗居三载，王母病逝，安葬于此。公元９４３年，王审知十一子王延政带长子王继成回光炕守墓。闽国灭亡后，王延政后人遂于永安避乱，其中一分支自永安迁徙漳平，子孙绵延不绝，王审知即王景弘先祖。
    明洪武十四年，傅友德、沐英率步骑三十万远征云南，次年平定。年仅十二岁的马和被明军从家乡云南昆阳州宝山乡和代村掳掠，阉割后送入南京皇城，后转至北京燕王府为侍童。同样年幼的王贵通从福建漳平市赤水镇香寮村被掳至南京，继而阉割入宫，辗转至燕王府亦为侍童。“靖难之役”中，马和鞍前马后，勋劳卓著，成祖遂加封马和正四品内宫监太监，并赐姓“郑”；而王贵通亦由此役擢升正四品太监，后从太宗巡狩，有拥立皇储功。太子朱高炽即位改元“洪熙”，因赐名“景弘”，王贵通遂名“王景弘”，明仁宗朱高炽并“赐其嗣子王桢，世袭南京锦衣卫正千户”。
    郑和、王景弘的忠贞、机敏、干练，使他们历成祖、仁宗、宣宗三朝而庞信有加，权位日隆，屡负重任。宣德五年，明宣宗朱瞻基在郑和、王景弘第七次统舟师下西洋时，亲撰七言长诗两首分赠郑和、王景弘，褒奖其功绩，以壮行色。在赐郑和诗中，宣宗侧重赞扬郑和统兵作战的卓越指挥才能：“或万有一敢拒逆，尔时麾兵试一击。丑类骈首歼锋镝，遂致天威震蛮貊。”而在赐王景弘诗中，宣宗着重评价了他高超的航海技能：“昔时将命尔最忠，大船摩拽冯夷宫。驱役飞廉决鸿蒙，遍历岛屿凌巨谼。”宣宗以九五之尊，亲撰两首三十一句七言长诗分别赐予臣下，此等优渥恩宠，在中华历史上确实罕见，圣眷之隆，可见一斑。
    在成祖和宣宗的绝对信任下，郑和、王景弘兄弟般的情谊使他们珠联璧合，蹈危历险，出色完成了一次次航海远征，成就了中华民族两位伟大的航海家、外交家。天时，地利，人和，三者机缘又何其巧耶？
 
    大明永乐三年（公元１４０５年），正使、钦差总兵太监郑和，正使、提督太监王景弘奉诏率庞大舰队首航西洋。这一大明舟师在十五世纪初的世界，堪称独步一时的远洋无敌舰队，令人称奇的是，七下西洋，均为如此规模、建制。
    每次下西洋，舟师均有正使太监两名，副使太监、少监、正二品都指挥多名，以及正三品指挥使、正五品千户、正六品百户数百名，军兵二万六千余人，另有阴阳官、通事、教谕、医官、买办、书手、舵工、梢手、水手、厨役等若干，阵容颇为庞大。
    舟师拥有６０余艘大型宝船，以及马船、粮船、座船、战船、水船等，总数为二百余艘。其中大号宝船长４４丈，宽１８丈，９桅１２帆。随团幕僚巩珍在《西洋番国志》中写道：“其所乘之宝船，体势巍然，巨无与敌，篷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据载：“宝船上建有头门、仪门、丹墀、滴水、官厅、穿堂、后堂、库司、侧屋，另有书房、公廨之类，都是雕梁画栋，象鼻挑檐。”俨然一座豪华府邸，威严帅府。其它船舶最小者亦长１８丈，宽６．９丈。宝船并配备２３０毫米大口径固定座架铳炮两门，１００毫米中口径滚轮座架统炮四门；冷兵器架则分置甲板左右舷，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棍棒槊镗，鞭锏锤挝，霜刃夺目，极具威仪。整支船队在碧海中航行，迤逦百里，旌旗飞扬，远远望去，犹如飘然而至的五彩祥云。
    远航大洋，要能抵御强风巨浪，这对郑和舟师的各型巨舶提出了极苛刻的质量要求。闽人素有建造航海大帆船传统，所造福船，船底尖深，吃水数丈，纵有风浪，不致倾倒。因以福建长乐太平港为主要造船地，集中能工巧匠，伐取闽江上游林区杉、樟、松等佳木，督造海舶。《明太宗实录》称，永乐元年五月辛巳，“命福建都司造海船百三十七艘。”永乐二年正月癸亥，“将遣使西洋诸国，命福建建造海船五艘。”据《闽都别记》载：“诏书即下，有司官先在长乐十洋地方造舟，工匠数千。该处地便有人搭寮开店贸易，人如云集，竟成大市。至舟已赶造完竣，三宝太监等皆至长乐，并随从官座海舟。其余赏赐之物并口粮、军兵、甲仗、诸色工匠，分配海船五百余号，俱在太平港，即吴航头登舟。”可见当时造船规模之盛。
    舟师出海远航，必须以高超的航海技术作保障。《西洋番国志》记述道：舟师“往还三年，经济大海，绵邈迷茫，水天连接，四望迥然，绝无纤翳隐蔽。惟观日月升坠，以辨西东；星斗高低，度量远近。皆斫木为盘，书刻干支之字，浮针于水，指向行舟，经月累旬，昼夜不止。海中山屿，形状不一，但见于前，或在左右，视为准则，转向而往。要在更数起止，记算无差，必达其所。”详细记述了当时船队使用天体定向、罗盘导航、对景定位及科学计算等先进航海技术的情景。
    在留存至今的《郑和航海图》上，详尽标明了海岸、岛屿、城市、山脉、航路等重要资讯。这四十幅海图还记载了５３０个地名，其中有外国地名３００个。该图内容之宏富，描绘之精准，使用之方便，当时世界，无出其右者。难怪李约瑟博士衷心赞叹道：“郑和下西洋在世界创造了几个第一：规模最大，时间最早，造船技术最先进，航海技术最先进。”如此大明舟师，怎不令人惊羡！
 
    郑和、王景弘奉使七下西洋，“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在中华礼义、天朝威仪感召下，“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琛执贽，重译来朝，”而海道清肃，德施四海，声教播于遐迩，仁化溥于万方。郑和、王景弘可谓不辱使命，而此举亦为明初盛事云。
    自明成祖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郑和、王景弘率舟师首航，至明宣宗宣德八年三月二十日，“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剌加、渤泥、苏门答剌、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琐里、加异勒、阿揆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锡兰山、喃渤利、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木骨都束、麻木、剌撒、祖法儿、沙里湾泥、竹步、榜葛剌、天方、黎伐儿、那孤儿，凡三十余国。”
    首航期间，郑和、王景弘“往谕西洋诸国，并赐诸王金织文绮采绢各有差”。敕封古里国王，授给印诰，建亭立碑，王景弘亲书其铭曰：“其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暤同风，刻石于兹，永示后世。”在三佛齐国（旧港），海盗陈祖义诈降，率众潜劫官军，郑和率军大破之，“杀贼党五千余人，烧贼船十艘，获其七艘，及伪铜印二颗，生擒祖义等三人，既至京师，命悉斩之。”随设旧港宣慰使司，命施进卿为从三品宣慰使。继而，交涉爪哇西国王兵杀害登岸市易华人百七十人案，西王都马板遣使上表谢罪，愿偿黄金六万两。明王朝见其意甚诚，只收一万两，其余著恩“免赦之”。
    永乐五年九月，郑和、王景弘二下西洋，船队经渤泥国封赏后，渤泥国王麻那惹加那慕中华文物，率妻子陪臣一百五十余人远来南京朝贡，受成祖热情款待，连宴华盖殿、奉天门，赏赐“仪仗、交椅、银器、伞扇、销金鞍马、金质文绮、纱罗、绫绢衣十袭”，赐随从人员冠带、袭衣等。后王患病不治，成祖异常悲恸，“辍朝三日，祭赙甚厚，赐葬南京城南石子冈。”成祖并敕慰其子遐旺，命袭封国王。
    船队此行来到锡兰国，海边有巨石“圣迹”，足迹长二尺许，传说释迦文佛来登此岸，足蹑其迹。山边有佛寺，郑和、王景弘专程进香布施，立碑一通，文曰：“仰惟慈尊，圆明广大；道臻玄妙，法济群伦。历劫河沙，悉归弘化；能仁慧力，妙应无方……落款为：“永乐七年岁次巳丑二月甲戌朔日谨施”。此碑以汉文、泰米尔文、波斯文撰写，现藏锡兰博物院，为斯里兰卡国宝级文物。
    永乐七年九月，郑和、王景弘三下西洋，由福建长乐五虎门启程，顺风十昼夜即达占城，国王头戴三山金花冠，身披锦花手巾，率部属五百余人出郊远迎。下象膝行，匍匐感沐天恩，奏贡方物。继而，至满剌加，诏敕满剌加酋长，“赐以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域为满剌加国，后暹罗始不敢扰，”并赐御制碑文勒石。其后，国王拜里迷苏剌感沐圣恩，率妻子陪臣五百四十余人赴京朝谢，贡进方物，流连旬日，朝廷又赐予海船回国守土。
    船队此行道经锡兰山，“其王亚烈若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郑和、王景弘“深机密策，暗设兵器，三令五申，使众衔枚疾走。夜半之际，信炮一声，奋勇杀人，生擒其王。”此役“以二万七千余人，对五万敌军，而大败其众，非熟娴韬略，何来奏功？于是，郑和声威远震印度洋滨。”永乐九年，舟师返京，献俘于朝，帝赦不诛，“寻蒙恩宥，俾复归国，四夷悉钦”。
    永乐十一年九月，郑和、王景弘四下西洋，沿途赍敕往赐诸番，远航至非洲东岸麻林、木骨都束、不剌哇诸国。上述诸国遂与天朝通音问，后随船队相率来朝。此次出使，在苏门答剌与当地“伪王”苏干剌开战，将其生擒，还京治罪。
    永乐十五年十二月，郑和、王景弘五下西洋，“统领舟师往西域，其忽鲁谟斯国进狮子、金钱豹、西马；阿丹国进麒麟，番名祖剌法，并长角马哈兽；木骨都束国进花福鹿并狮子；卜剌哇国进千里骆驼并驼鸡；爪哇国、古里国进縻里羔兽。各进方物，皆古所未闻者。及遣王男王弟捧金叶表文朝贡。”
    永乐十九年正月，郑和、王景弘六下西洋，“统领舟师遣忽鲁谟斯等各国使臣久侍京师者，悉还本国。其各国贡献方物，视前益加。”宣德六年十二月，舟师再赴西洋诸国，于宣德八年六月二十一日进太仓。自郑和、王景弘首航西洋，数十年间，中西海道，帆樯遥望，竟成坦途矣。
    郑和、王景弘七下西洋，秉睦邻友好、和平外交之宗旨，以无敌舰队之实力为后盾，“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三次用兵，剿灭海寇及图谋不轨者，致海道清宁，“海外诸邦，益服中国威德”，“四夷宾服，万国来朝”，南亚、东南亚诸国与天朝共享太平和谐。这正是“没有霹雳手段，哪有菩萨心肠？”《司马法》有言：“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尉缭子》亦指出：“兵者，所以诛乱禁不义也。”
    与此同时，郑和、王景弘下西洋“抚外夷以礼，导人向善”，“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义，变其夷习”，沿途传播中华先进文化，致使远夷之人仰慕中华衣冠文物，渐染华风，当地文明程度迅即得以提升。
    不仅如此，郑和、王景弘开创了当年盛极一时的海上国际经贸往来，强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会发展与文明进程。随之而来的更多的华人移民，则对东南亚的开发和可持续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历史贡献。
 
    郑和、王景弘率庞大舟师每次下西洋，都满载着中国盛产的金银、铜器、铁器、瓷器、丝绸、农具、漆器、雨伞、书籍、土帛布、麝香、樟脑、大黄、柑桔、肉桂、茶叶、米、谷、豆等大宗货物与亚非诸国进行公平交易，每到一处，便出现“天书到处多欢声，蛮魁酋长争相迎”的热烈动人场面。
    《瀛涯胜览》记述道：各国对“中国青瓷盘碗等品，丝、绫、绢、烧珠等物，甚爱之。”《东西洋考》说，所至各国“好市华人磁瓮”。当时诸国商品货币之发展亦受中国影响，除以物易物外，爪哇“行市交易用中国铜钱并布帛之类”，苏门答腊“国中一应买卖交易，皆以十六两为一斤。”
    马欢、巩珍“目击而身履之”，其著于《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中所云：在暹罗国，“中国宝船到，亦遣小船到水上买卖”；在满剌加国，“中国下西洋舡以此为外府”，“各舡并聚，又分宗次前后诸番买卖”；在溜山国，“中国宝船一二只亦到彼处，收买龙涎香、椰子等物”；在柯枝国，“名称哲地者，皆是财主，专一收买下宝石、珍珠、香货之类，候中国宝船或别国番船客人来买”；在祖法儿国，“中国宝船到彼，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易苎丝、磁器等物”；在阿丹国，“开读毕，国王即谕其国人，但有珍宝，许令卖易”；在天方国，“买到各色奇货异宝，麒麟、狮子、驼鸡等物，并画天堂图真本回京”。
    在古里国的交易过程，所记最为详细，“其二大头目受朝廷升赏，若宝船到彼，全凭二人主为买卖”，“中国宝船一到，王即遣头目并哲地及米纳凡来会，其米纳凡乃是本国书算手之名，牙侩人也。但会时先告以某打价，至期中国带去各色货物对面议定价值，书左右合契，各收其一。哲地乃与坐船内臣各相握手。米纳凡言过吉时，就中指一掌为定，自后价有贵贱，再不悔改。以后哲地并富户各以宝石、珍珠、珊瑚来看……如某宝石若干，该苎丝某物货若干，即照原打手价无改。”其交易之公平，双方之诚信，历历在目矣。
    如此大规模的经贸往来，而“夷中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国必欲得之”，互通有无，双方获利均丰。“由是明月之珠，鸦鹘之石；沉南龙速之香，麒狮孔翠之奇；梅脑薇露之珍，珊瑚瑶琨之美；皆充舶而归。”明人严从简记述：“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迭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府库，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远航所及，各“番王酋长相率拜迎，奉领而去。举国之人奔趋欢跃，不胜感戴。事竣，各具方物及异兽珍禽等件，遣使领赍，附随宝舟赴京朝贡。”
    据史料记载统计，郑和、王景弘七下西洋所输入中国之货物凡１８５种，其中香料２９种、珍宝２３种、药材２２种、五金１７种、布帛５１种、动物２１种、颜料８种、食品３种、木材３种、杂品８种。对中国的动物学、植物学、医药学及瓷器、玻璃等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领域和空间，也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比如，永乐、宣德制造青花瓷的上等色料——苏麻离青，即索马里青，因产自索马里而得名（另有一说，该料产自伊拉克）。该青料含锰量低，含钴量高，其色明艳，色性稳定，优于国产青料。该料即由宝船队大量购回，保证了中国青花瓷举世无双的最优品质。明顾起元《客座赘语》记载：南京“静海寺海棠，云永乐中太监郑和、王景弘等自西洋携至，建寺植于此，至今犹繁盛，乃西府海棠耳。”
    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德勃雷对此国际贸易的巨大成就，曾给予高度评价，他说：郑和“这次远征将使中央帝国向外部世界开放。中国的商业获得巨大的发展，使得当地人纳贡和皇帝赏赐的制度变成持久和均衡的贸易往来。”
 
    毋庸讳言，十五世纪初的东南亚、南亚及东非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尚十分落后，文明程度甚低。如爪哇国，“国人男子蓬头，妇女椎髻，上不著衣，下围毛巾，”“国人坐卧无床凳，饮食无匙箸。饭用盘盛，沃以酥汁，手撮而食。凡鱼虾蛇蚓蛆虫等物，以火燎过即啖之。”“家畜之犬与人共食，夜则同寝，恬不为怪。”而暹罗以海贝交易，占城国“书写无纸笔”，“不解朔望”。彭亨国“风俗尚怪，刻香木为人，杀人血祭祷，求福禳灾。”
    郑和、王景弘所率皇家舟师作为五千年中华古国文明的优秀代表，甫下西洋，诸番震惊可知。且郑和“丰躯伟貌，博辩机敏”，知兵习战，智略超人，而王景弘英姿聪慧，博学儒雅，谙熟梵文番语，擅少林拳，皆非寻常人等。诸番见之，惊为天人，无不仰慕，亦在情理中。
    船队所到之处，先宣读大明皇帝敕谕，然后“颁中华正朔，宣敷文教”。此正朔之中华历法，上迄国家大事，下至民风民俗，内容极为丰富，集中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天文、气象、物候、伦理、习俗、堪舆等科学知识，堪称中华古文明结晶。随赐图书，亦皆珍贵，史载：永乐二年，“命礼部装印《烈女传》万本，给赐诸番。”此外，使团官兵沿途还教当地民众凿井取水，筑路搭桥，烧瓦盖屋，织网捕鱼，种菜栽稻，莳茶植果，百姓无不欢跃钦服。一时间，南洋诸国皆“愿比内郡依华风”，而渤泥国王麻那惹加纳赴京朝贡，因病客死中国，临终上表，愿“体魄托葬中华”，其仰慕中华文明之诚挚，至死无悔。
    郑和出身云南伊斯兰教世家，据说还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第３７代后裔”，其十一世祖为西域普化力国国王所非尔，祖父和父亲都曾历尽艰险远赴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觐，被尊称为“哈只”，浓郁的伊斯兰宗教文化氛围，使他自小便成为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同时，法名福善的郑和，作为皈依大明国师道衍（俗名姚广孝）的菩萨戒弟子，他对佛学的研究和佛法的虔诚亦无庸置疑。在奉儒学为正统的大明王朝，在尊崇道教的明代社会氛围中，如明成祖朱棣便自称是道教北方天尊玄武大帝降生，那么，郑和对儒学圣贤和道家神祗的崇敬、信仰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了。而王景弘对儒、释、道及伊斯兰文化也具有相同的多元信仰。
    于是，郑和、王景弘七下西洋致力传播中华儒、释、道及颇具中国特色的南传哈纳菲流派的伊斯兰文化，“导以礼义，变其夷习，”以推进当地文明进程，至今留下诸多文化遗迹及相关民风民俗。印尼伊斯兰学者哈姆加指出：“印尼和马来亚伊斯兰教的发展，与中国的一位穆斯林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位穆斯林就是郑和将军。”伊斯兰教史学者法特美教授经研究认为：“满剌加国王皈依伊斯兰教，主要是受到了郑和的影响。”
    在郑和出使的随行人员中，亦有不少穆斯林，如通事马欢、费信、郭崇礼，镇抚蒲和日，指挥同知哈只，副千户沙班，以及穆斯林学者，如掌教哈三等。郑和率随行人员兴建清真寺，举行伊斯兰教活动，促进了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泗水、淡目、南勿里达等地的清真寺仍体现着明显的中国建筑风格。
    郑和、王景弘首下西洋时，曾在苏门答腊旧港剿灭海寇陈祖义集团，随后敕封穆斯林施进卿为旧港宣慰使。旧港宣慰使司的建立使该地很快形成一个华人穆斯林社区，伊斯兰教亦由此传往爪哇各地。施进卿去世后，郑和曾专程奉旨赴旧港，敕封其女施二姐为宣慰使。施二姐曾收养一儿童，将其抚育成人，他就是苏南·吉里，并成为极有影响的伊斯兰教长，被尊称为“爪哇伊斯兰九贤中最伟大的圣人”。
    被郑和任命为占城海外华人总管的云南穆斯林彭德庆热心传播伊斯兰文化，他的孙子彭端和，教名苏南·岸佩尔，与其两子苏南·波囊、苏南·达查、女婿苏南·吉里都成为爪哇穆斯林九贤中的重要成员，伊斯兰教便从群岛的一端迅速传播到另一端。在此传播过程中，华人穆斯林崇礼尚义，乐善好施，与当地人民和谐相处，世代繁衍生息，成为当地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相融，遂使当地的印尼文化具有了多元文化的丰富内涵，如此情形，不仅在印尼，在越南、马来西亚、文莱、泰国、菲律宾、柬埔寨诸国，亦复如是。
 
    早在殷商及春秋战国之际，中华先民便“乘桴浮于海”，沿太平洋暧流及北纬３０度以北的北太平洋洋流，将先进的中华文明播迁至太平洋诸群岛及墨西哥以南的拉丁美洲，并实现了人类的早期移民。
    炎汉盛唐以来，陆海贸易通道开通，中外经济、文化沟通愈加便捷、频繁，北宋朱彧《萍洲可谈》记载：“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东南呼中国为唐。”宋代华商亦颇为活跃，所到极受欢迎，在东南亚“中国贾人至者，待以宾馆，饮食丰洁”。元代华商、工匠、海员渐多有娶妇定居当地繁衍生息者，而唐末、宋末、元末避乱而徙居南洋者亦络绎不绝，使东南亚华人移民渐增，但为数有限，其数不巨。
    真正开启了华人移民新时代契机的，当属郑和、王景弘七下西洋之举。先贤梁启超先生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指出：华人自“郑和下西洋后而移居南洋诸岛，当不下五百四、五十万人，加上与土著人杂婚者，当及七百万人。”此言不虚。
    以强大经济、军事实力为后盾的郑和、王景弘统率的大明皇家舰队，“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剿灭祸乱，平息诸番纷争，创造了和谐安定的国际环境，使海外华人有了坚强可靠的强大祖国作为依托。且郑和使团所秉承的睦邻友好、和平外交宗旨，亦令海外诸番深受中华仁德感召。诚如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所指出的：“应该特别提到，中国人从不抢劫或屠杀，与葡萄牙人、荷兰人和侵略印度洋的其他欧洲人显然不同。”孔子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同时，使团将先进的中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政教文化等远播海外，诸番仰慕，心向望之。故尔，郑和、王景弘七下西洋为海外华人的生存、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先生赞扬说：郑和“以毕生精力，致之于海洋探险，他发现了许多为当时中国人所不知道的世界，直接替中国人民在南洋一带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诚如斯言，正是在郑和使团七下西洋之后，闽粤国人一波又一波之移民潮沿着郑和、王景弘当年的足迹，不顾朝廷的禁海令，前赴后继，和平开发南洋诸岛，与当地人民一道，为东南亚各国的社会进步与经济繁荣，做出了令人瞩目的重大贡献。
    尽管在郑和之后，明王朝仍厉行错谬之海禁政策，但商贸、移民之潮终究难以阻遏。史载，虽然“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船贸易海外者。”《闽都记》则云：“明永乐时，福建商人赴麻剌国（马六甲）者有姓阮、芮、朴、樊、郝等，住麻剌国多年，娶番妇生子，率之返国，形容甚古怪。”清人王大海以亲历亲闻所撰《海岛逸志》中说：“葛剌巴，南洋一大岛国也。……其所统辖有北胶浪、三宝垄、竭力石、四里猫、马辰、望加锡、安汶、万澜、涧仔低、万丹、麻六甲等处不下数十岛。闽广之人，扬帆而往者，自明迄今四百余载，留寓长子孙，奚止十万之众？”商贸、移民之潮当时确有动地而来之势。
    从天朝来到南洋诸国的华人，以其高素质、高技能及勤勉敬业精神而声望素著，亦深得所在国官宦及庶民爱敬。在渤泥，“凡见唐人至其国，甚有爱敬，有醉者则扶归家寝宿，以礼待之若故旧。”在猫里雾（菲律宾），“见华人舟，跫然以喜，不敢凌厉相加，故市法最平。”在暹罗“国人礼华人甚挚，倍于他夷，真慕义之国也。”“若有妻子与中国人通好者，则置酒饭，同饭共寝，其夫恬不为怪，乃曰：我妻美，为中国人喜爱。”
    华人在南洋诸国的社会地位也因此不断得以提升，汀州人谢文彬贩盐至暹罗，“仕至坤岳，犹天朝学士”。林道乾在北大年被国王招为驸马，“划其所属之地若干，使道乾率众居之”。暹罗、爪哇、占城、苏门答腊、满剌加、榜葛剌诸国多遣当地华人为朝贡使团的正使、副使、通事，如曾寿贤、陈宝提、于都春、陈惟达、马礼占、黄扶信、张显文、郭信、龚以善、马用良、冯哈撒、罗荣、萧明举、彭万春、宋允等等。
    亦有不少华人受当地民众拥戴，被推举为王。如广南国王阮潢、港口国王郑天赐、暹罗国王郑昭、戴燕国王吴元盛等。明人何乔远《名山藏》云：“婆罗国（文莱）今王为闽人，随郑和至留其国者，其府旁有中国碑，王有金印一，上篆文作兽形，云是永乐中所赐。夷人婚娶，请印印背上。”明末清初，婆罗洲于公元１７７７年建立兰芳共和国，梅县人罗芳伯以文韬武略被举为“大统制”，该国存在１０８年。华人陈文于公元１４７８年在爪哇淡目建立第一个回教苏丹王国，传子孙四代人，其孙婿卓亚波在西爪哇创立万丹苏丹王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文之孙陈金汉系曾任印尼总统的瓦希德先生的第１０代先祖。华人对东南亚诸国之卓越贡献，实不胜枚举，难怪英国总督瑞天成曾坦言：“马来半岛之有今日，皆华侨劳力所赐。”沙捞越王查尔斯·布罗克更深刻指出：“使南洋而无华侨，吾人将一无所能。”
 
    大明宣德六年仲冬，年届花甲的正使钦差总兵太监郑和与正使提督太监王景弘统舟师第七次下西洋。宣德八年（公元１４３３年），郑和在古里（印度科泽科德）因病去世，享年６２岁。郑和身后事，一说，依穆斯林习俗，三日内在古里就地土葬，一说由王景弘护送至爪哇三宝垄隆重安葬。唯一确切的是，王景弘携郑和一缕头发及一双朝靴归葬南京牛首山，是为郑和衣冠冢。
    翌年，苏门答腊王弟哈利之汉来朝，卒于京师，帝悯之，赠鸿胪少卿，赐谥，有司治丧葬，置守冢户。时王景弘再使其国，王遣弟哈尼者罕随之入朝。是为王景弘八下西洋，其后继续任南京守备太监，直至高年去世于南京。令人深为扼腕的是，英宗时，保守派官僚兵部侍郎刘大夏暗中串通兵部尚书项忠，将郑和、王景弘七下西洋之全部档案资料尽行销毁。以致成化年间，宪宗朱见深欲重温永乐、宣德故事，再遣舟师，“帝乃命中贵到部，查三宝至西洋时水程”，竟一无所获。至此，明初七下西洋之盛事，遂成广陵绝响矣。
    伟大的爱国者、航海家、外交家和中华文明使者郑和、王景弘首航西洋已６００余年，而斯人亦先后谢世五个多世纪，然而，郑和、王景弘的旷世壮举与超卓的人格魅力，仍被人们广为传诵、纪念和缅怀。在中国，在海外，他们的遗迹成为人们追思、瞻仰、顶礼、膜拜的神圣之地，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柬埔寨、文莱、菲律宾、越南等诸多国家，即有郑和、王景弘遗迹、庙宇达数十处之多。
    泰国阿瑜陀耶城（大城）之南１０公里处，濒临湄南河东岸有一座三宝公庙。庙中供奉一尊巨型大佛，华人称为“三宝佛公”，泰人称为“銮抱多佛”，这是泰国最大的一尊铜佛，常人身高不及其一指。庙内有楹联曰：“三宝灵应风调雨顺，佛公显赫国泰民安”。距曼谷不远还有一座三宝公庙，殿宇宏敞，神像庄严，该庙与郑王塔隔港相望。此外，曼谷市内尚有奉祀郑和的三宝禅寺；湄南河入海处，有一港口称为三宝港，因郑和当年于此造访暹罗而得名。
    马来西亚马六甲有一座古老的庙宇——青云亭，主神为观音菩萨，陪神则有三宝公郑和、至圣先师孔子和武圣关羽；马六甲三宝山有明成祖手书镇山石碑一通，西南麓有一亭，名三宝亭，正中供奉郑和神位，陪神则有天妃娘娘、福德正神；在马六甲还有三宝城、三宝井。此外，在丁加奴有三宝公庙，槟榔屿巴都茅有郑和庙，沙捞越则有三宝宫，均成为当地政府及民众崇仰的名胜古迹。
    柬埔寨磅湛市东南两公里处的一座古城中有一座“三保公庙”，年代甚久远，庙中有一副对联曰：“三征异域，抚夷安邦，遗像万年留瞻仰；保民尽忠，辅政治国，英灵千载永长存。”此外，在越南南圻河仙镇也有一座三宝寺，而在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则有一条“王总兵路”，当地政府为纪念王总兵而命名。据考证，王总兵即是王景弘。
    在印尼三宝垄市，有闻名遐迩的古迹——三保洞和三保庙，传说王景弘曾在此洞中养病。洞旁有古石墓，墓前有一幅章太炎先生题写的对联：“受命皇朝临海国，留迹石洞庇人寰”。而祭祀郑和的三保庙则始建于１４３４年。此外，在井里汶有宋加拉基庙，以纪念当年郑和斩妖除害壮举；在雅加达安卓尔地区有三保水厨庙，庙中陈列两把锋利的中国宝剑；在雅加达还有一座“三宝随属”的“龙更庙”，纪念郑和的一位随员与一位爪哇女郎的异国婚恋传奇故事；在巴厘岛也有一座纪念郑和厨师的庙宇，里面供有三宝厨师用过的一把菜刀、一双拖鞋和一杆竹制烟斗；在苏门答腊亚齐的巴达尔·拉雅博物馆，珍藏着郑和赠给须文达那·巴赛王国的大铜钟，被当地民众视为“神钟”；在东爪哇泗水，有一座落成不久、极具中国特色的“郑和清真寺”，清真寺碑由泗水郑和将军清真寺委员会和东爪哇全体穆斯林敬立，碑文分别以印尼文、华文、英文刻成。
    位于印尼中爪哇三宝垄的三宝庙历史最为悠久，这座始建于１４３４年的古庙几经修葺，宛若一颗璀灿的明珠镶嵌在椰林掩映的碧野之上。金碧辉煌的牌楼，朱红圆柱支撑的供有郑和神像的大殿，耀眼夺目的红色琉璃瓦，古色古香的祭坛和铜香炉，无不透出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庙宇庭院还建有一个古朴典雅的配亭，亭内供有一个两米高的铁铸巨锚，相传为郑和船队遗物，朝拜者无不视为圣物。在三宝庙，每年祭拜庆典活动不断，诸如“三宝大人光临节”、“三宝太监诞生节”、“玉皇圣诞”、“孔夫子节”及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宗教节日。每逢节日，当地各族裔群众均无比欢悦，载歌载舞，热闹非凡。
    不久前，一位来自东非肯尼亚的黑人少女沙里夫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访谈时动情地说：她为自己是郑和船员的后代而深感自豪和骄傲。笔者闻听，不禁为之深深感动——郑和、王景弘已辞世数百年，而无数的人还记得他们。的确，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而有的人死了，却仍然活着，直至永远……
    行文至此，笔者心潮澎湃而不能自已，遂口占一绝，以为纪念云。诗曰：
      艨艟百艘下西洋，
    帆影涛声并世长。
    当年万里雄风在，
    何日将军再远航？


    (注：关于郑和、王景弘七下西洋每次起止日期，长乐南山寺《天妃灵应之记》碑文、刘家港《通番事迹碑》所载与《明实录》、《明史》等记述略有出入，本文采用前二者。)

     编辑：胡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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