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共生国际传媒专家论坛】作者：王学信
末代皇后婉容
近年来，随着某些影视剧的陆续播出，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的名字为更多的观众所熟知，然而，由于某些编导对历史的无知，遂“想当然”地妄加揣度，胡编乱造，致使影视中的婉容形象被严重歪曲，一些“妄说”、“谬说”恣意传播，误导青少年，令识者扼腕。那么，真实的婉容和她的家族又是怎样的呢？
婉容姓郭布罗氏，字慕鸿，号植莲，为达斡尔族，祖辈世居布特哈，即今嫩江流域及大小兴安岭地区，世代以游牧、渔猎为生，后隶满洲正白旗，旗主为睿亲王多尔衮。1644年，婉容先辈“从龙入关”，因屡立战功，代有军职。
战功卓著的婉容曾祖父长顺将军
婉容的曾祖父郭布罗•长顺
婉容的曾祖父郭布罗•长顺，字鹤汀，文武兼备，娴于骑射，年既长，为咸丰皇帝六品蓝翎侍卫。一次随扈咸丰帝车驾北狩热河，正值塞外马贼攻陷朝阳，长顺奉旨跟从大学士文祥前往征讨，一鼓而平。后又随兵部侍郞胜保征伐捻军，转战直隶、山东、安徽、河南，以骁勇善战而闻名。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长顺率军解颖州之围，大获全胜，以军功迁二等侍卫。多隆阿主持陕西军务时，长顺调至军前，率兵至潼关，大败寇众，朝廷赐号恩特赫恩巴图鲁。继而进攻咸阳马家堡，身负重伤不退。大破贼匪，收复咸阳，随即晋升头等侍卫。
同治三年(公元1865年)，“悍回”马化隆占据宁夏，分其众驻清水堡成犄角之势，大军久攻不下。长顺认为：“不先剪其羽翼，城未可克也”。便从灵州奇袭清水堡，乘胜再取宁夏，回乱遂平，因晋升副都统衔，赐一品顶戴花翎。史籍称：“时长顺年未四十，而战常陷坚。每当兵溃时，或抄袭其后，或横阻其前；俾溃者成整列，以是常转败为胜。其旗帜尚白，寇望见之，辄呼曰：‘小长将军至矣！相与戒匆犯，其为寇所惮若此’。”
同治六年(公元1868年)，长顺移师兰州，当时省城驻军不多，回众以为有机可乘，啸聚数千，突然攻城，长顺不惧，率精锐百余人出其不意迁回侧翼突起攻击，寇惊愕逃窜。长顺即率主力奋起追击，几番鏖战，复取河州，再破太子寺、高家集等，终获全胜。朝廷赏赐有加，授长顺镶红旗汉军副都统，继而出任乌里雅苏台将军，担起镇守西北边务的大任。其间，回匪猖獗，多行劫掠，长顺统率官军坚决予以清剿，仅同治十一年十月(公元1873年)，便两次大败回匪，“先救出蒙古男妇子女一百九十余名”“复救出蒙民男妇三四百名”，百姓无不额首称庆。
北京东城区鼓楼南帽儿胡同婉容故居
光绪十四年(公元1889年)，长顺出京任吉林将军，掌管吉林全省八旗军政及庶务。他甫一到任，即整顿旗务，澄清吏治，清除盗匪，赈济灾民，繁荣市场，使吉林全境吏治清明，百姓安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2年)，长顺设局创修《吉林通志》，历时九年成书，凡122卷，附图14帧。全书记载吉林地区之历史沿革、舆地、食货、经制、学校、武备、职官、人物、金石，为吉林省最重要的一部地方史志，亦为东北地区一部上乘志书，迄今仍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军攻陷辽宁海城，辽阳危在旦夕。长顺奉诏，率八旗精锐五千驰援，先止溃军，继而与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合兵一处援辽阳，指挥若定，血战终日，敌军不支而溃，辽南重镇辽阳得以确保。《清史稿》称：“长顺耸干頳面，须眉洒然。富胆略，恒持短矛单骑穿贼阵，为士卒先。往往以少制众，以奇制胜，兼谋勇，一时称良将云。”
集传统美德与西方文化熏陶于一身的青春女性
长顺将军于光绪三十年(公元1905年)去世，吉林士绅百姓自发为他修建祠堂，缅怀他的功绩。朝廷特赠他太子少保荣衔，赐一等轻车都尉世职，谥忠靖，入祀京师贤良祠。轻车都尉满语称“阿达哈哈番”，为清代重要世职之一，品级为三品，分四等，一等轻车都尉年俸235两库平银，禄米117.5石，可世袭七次，非有重大军功者不可得此封赐。
婉容的祖父郭布罗•锡林布与其父亲长顺将军却有着巨大反差，虽然他承袭了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却不喜习武，也未担任实际的武职，反而喜读文史，酷爱吟诗作赋，颇有儒雅之风。到了婉容父亲郭布罗•荣源持家时，已是辛亥革命后。当时，宣统皇帝逊位，清室享有民国优待条例，而王公贵族、八旗子弟的俸禄却没了，“铁杆庄稼”倒了，不少八旗子弟不具备谋生手段，只能变卖家产，坐吃山空。
荣源是个新派人物，他并不顽固守旧，对西方文明的平等、博爱等理念颇为认同。他与载涛贝勒过从甚密，两人对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都十分热衷，常常带着女眷和孩子一起开车出去兜风。比起前清遗老遗少，荣源算是最早涉足经商者之一，他凭着祖上留下的产业，往来北京、天津做生意，一度还很红火。不过，荣源并不精通商业之道，不熟谙市场，且为人豪爽，不愿精打细算，毫厘必争，认为那是有失体面的事，因而在生意场上吃了不少亏，导致家业走上下坡路。后来，婉容入选“皇后”，荣源为婉容进宫而大兴土木，极尽奢华糜费，置办妆奁更是一掷万金，致使家业几至入不敷出，濒临破产。
婉容的母亲爱新觉罗氏，是位皇族小姐，人称四格格。她美丽端庄，极有教养，性格温柔平和，平时寡言少语。不幸的是，在婉容两岁时，她便因病辞世，为婉容留下终生遗憾。所幸，婉容的继母爱新觉罗•恒馨对她胜如已出，不但在生活起居上细心照料，在情感上更是宠爱有加，母女相处得非常融洽和睦。
爱新觉罗•恒馨堪称金枝玉叶，是爱新觉罗•毓朗贝勒的二格格，而毓朗贝勒的先人是乾隆皇帝的孙子定亲王绵恩，其府第就在西单往北的缸瓦市。毓朗袭封贝勒后，出任军机大臣兼京城九门提督，可谓位高权重。他曾出使欧洲诸国，对西学中的天文、地理、物理、化学都有所研究，在思想观念上持开放态度，主张男女平等，家中男孩女孩都要接受同样的教育。在外祖父母的教育下，恒馨多才多艺，能诗善画，尤以书法见长，她的草书作品曾受到诸多名家的好评并收藏。难能可贵的是，她虽然身为皇族少妇，却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做得一手南北好菜。后来她进宫陪伴女儿时，曾亲自下厨烹饪，溥仪品尝后对其厨艺大为赞赏，连声赞道：“美味，绝佳美味！”
荣源夫妇很注意对子女的培养和教育，他们为婉容聘来家庭教师，教她读书习字，绘画弹琴，还特意聘请了英语老师任萨姆女士，让她从小就开始学习英语。在优裕、富足和充满文化氛围的贵族之家，婉容长到了16岁，此时的婉容相貌娇美，亭亭玉立，举止端庄，仪态不凡，谈吐文雅，内刚外柔且富于同情心，成为一位集中华传统美德与西方文化熏陶于一身的青春女性。
与养母哭得难分难舍的她成为末代皇后
逊帝溥仪退位后虽然只是紫禁城内的关门皇帝，但为其选后的争斗仍颇为激烈。
光绪的妃子瑾妃与同治的两位妃子——瑜妃、瑨妃形成对立的两派。瑾妃，即端康太妃，与溥仪的关系最亲近，醇亲王载沣是光绪的亲弟弟，溥仪便是端康太妃的亲侄子。端康太妃又与载涛贝勒过从甚密，而载涛与荣源乃是至交，加上载涛夫妇对婉容本来印象极佳，认为她是皇后的不二人选，为此四处奔走，出了大力。
最终在端康太妃的力主下，溥仪也欣然同意，皇后选定为婉容，而瑜妃、瑨妃主张的额尔德特氏家族的女孩文绣成为后来的淑妃。其实，溥仪在老师庄士敦的教诲下，早已认同西方的一夫一妻制，只是囿于帝制传统和太妃们的压力才勉强同意。
末代皇帝溥仪
1922年12月1日，是溥仪大婚的吉日，紫禁城四门大开，满蒙王公、遗老遗少，朝服顶戴，齐聚紫禁城。从地安门到交道口帽儿胡同，挤满了看热闹的老百姓。是日凌晨，爆竹声中，鼓乐大作，以载振为正使的迎亲队伍浩浩荡荡直奔帽儿胡同37号荣公府而来，全副武装的军警沿途守候巡逻。装饰一新的荣公府张灯结彩，亮如白昼，正使进门后，由婉容18岁的哥哥润良和10岁的弟弟润麒相陪吃喜酒。直至凌晨三时，与养母哭得难分难舍的婉容，才坐上当年光绪大婚时隆裕皇后乘坐的凤舆离开家，从此踏上了迷茫、困惑的不归路。
按照某种迷信的说法，婉容和溥仪后来婚姻的不美满，是因为大婚盛典中出现了几个不好的兆头。先是按满族传统习俗，新娘子下轿前，新郎应向轿子射三箭，意在驱邪，谁知凤舆来到坤宁宫前，溥仪突然传下谕旨把这个程序免了。当时宫里就有人议论纷纷，认为这是坏了老祖宗留下的规矩，决非吉兆。其次是按习俗吃半生不熟的“子孙饽饽长寿面”时，有人问溥仪和婉容：“生不生”，婉容很害羞，脸一下子红了，竟不好意思回答，可溥仪听到问话时，既没说“生”也没说“不生”，而是谁也没想到的两个字“熟了”，令宫里的人哭笑不得。其三是婚庆喜宴后，由京剧名伶梅兰芳、杨小楼演出了新编京剧《霸王别姬》，而且还是首演。王公大臣们一饱眼福后，私下里还是认为皇帝大婚演这个戏不太吉利。
大婚这天的上午10时，在庄士敦的策划、安排下，在景运门外搭起的两座大喜棚内，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招待酒会，一百多张大圆桌摆满了从北京饭店预定好的大批西式冷菜、糕点和法国香槟，民国要员和诸多外国驻华使节出席了这个酒会。
溥仪用英语向前来祝贺的外国使节发表了简短的致辞，婉容首次参加如此盛大的外交场合，虽不免有几分紧张，但其举止甚为优雅得体，深获各国使节好评。翌日，婉容婚礼的大幅照片刊登在多家外国报纸的显著位置，不少报道盛赞皇后的美丽、优雅与雍容华贵。
深宫中的她注定要成为历史的悲剧
然而，婉容的身份和地位仍很尴尬，宣统皇帝溥仪是退位的皇帝，尽管民国政府给予清室的优待条件明文写道：“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不废，中华民国以各国君主之礼相待。”但以民国政局之混乱，加上国人素来缺乏如欧美之契约精神，“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所在皆是，要想真正履行优待条件又谈何容易？故而，婉容的末代皇后命运似乎从一开始便注定要成为历史的悲剧。
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溥仪最初对婉容的宠爱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未代太监孙耀庭回忆说：“溥仪极少在她这儿过夜，即使来了，也是稍待一会儿就走，两人之间根本就没有夫妻生活，这在储秀宫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由于溥仪三岁登基入宫，从此生活在太监和宫女当中，在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环境里，被一些心态畸形的太监和宫女摆布，产生了严重的性心理障碍，并导致后来性能力的丧失。关于这一非先天而纯系后天的疾患，溥仪后来曾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沈醉先生家中对他悄悄说起过。显然，这一严酷的现实对当时芳龄二八的婉容确属家庭悲剧，也是她婚前万万也没想到的。
婉容进宫后，几乎与世隔绝，形同坐牢，身旁只有那几个宫女、太监。而淑妃文绣原来是要当“皇后”的，后来婉容成了“正宫”，因此两人之间自然大有芥蒂，除了年节，平时难得碰面，婉容既不到文绣那儿去，文绣也很少到储秀宫来。不过，只要两人一见面，双方还是很客气。日复一日，婉容在宫中打发着孤独、寂寞的日子，每到夜晚更是独守孤灯，那情景真是说不尽的愁苦、凄凉。偶尔也有少许快乐时光，那是庄士敦进宫来给婉容照相，或是溥仪的三个妹妹进宫来玩，几个花季少女在一起嘻笑打闹，婉容便高兴的不得了，笑得很灿烂，一直玩到晚上九点都不肯进屋。
时当妙龄的婉容天真、纯朴，心地善良，对身边的太监、宫女很宽厚，除了每月10两银子的月例，逢年过节更有诸多赏赐，平时她喜欢吃的面包、果酱、洋糖也常常赏给下人。有一次，婉容过生日，提前几天她就吩咐给各殿太监赏一份“尺头”，可以做大褂和其它衣裳。虽在深宫，婉容对宫外的世界也很关注，1923年12月，时值北京寒冬，婉容听说城里来了不少外地灾民，心中十分牵挂，当即向北京民间赈灾机构“临时窝窝头会”捐赠大洋600元，以解难民燃眉之急，受到社会各界赞誉。
冯玉祥胁迫溥仪出宫有毁有誉
1924年11月5日清晨，在直奉战争中倒戈回京的直系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受外国势力唆使，命京畿警备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兵围紫禁城，胁迫逊帝溥仪立即出宫，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事出突然，加之鹿钟麟在宫中故意对随从大声命令：“快去告诉外边时间虽然到了，事情还可以再商量，先不要开炮，再延长二十分钟！”内务府大臣绍英慌忙赶到养心殿向溥仪禀告。溥仪闻听，大惊失色：“告诉他们，我答应迁出宫外，容我收拾一下衣物。”溥仪要出宫的消息瞬时传遍宫中各个角落。
储秀宫太监孙耀庭赶忙向婉容禀报，此时此刻，婉容也没了主意，她轻声对他说：“你可甭为了咱们这点儿东西丧命啊！要是有军队的大兵来要这些个东西，你就告诉他们，这是我们主子的。非要不可的话，索性痛痛快快递出去，就是千万别出什么乱子，能保住人怎么都行……” 婉容这一番话，深深感动了身旁的太监和宫女。这时婉容哭了，眼泪一行行往下落，太监和宫女也忍不住痛哭失声。“万岁爷让咱们一起从顺贞门出宫，即刻准备停当。”奏事处太监赶了来，传达了溥仪最后一道旨意。
在鹿钟麟、张璧的陪同下，溥仪、婉容、文绣等一行人在神武门乘上几辆轿车，驶向了后海北岸的醇亲王府。随即，鹿钟麟以保护溥仪安全为名，派兵守住王府大门，不准任何人随便出入，形同软禁。溥仪出宫后，国务院即成立以李煜瀛为委员长的清室善后委员会，以汪兆铭、蔡元培等十四人为委员，处理清宫善后事宜。
冯玉祥以武力胁迫溥仪出宫，虽然当时得到社会上一些人士的赞许，但也遭到段祺瑞、张作霖及清廷王公亲贵、康有为等遗老旧臣的反对，各国驻华使节亦不表赞同。溥仪出宫次日，段祺瑞即致电冯玉祥：“顷闻皇宫锁闭，迫移万寿山等语。要知清宫逊政，非征服比，优待条件，全球共闻。虽有移住万寿山之条，后商未为不可。迫之，于优待不无刺谬，何以昭大信于天下乎？望即从长计议。”冯玉祥则回电称：“此班师回京，自愧尚未做一事，只有驱逐溥仪，乃真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
笔者以为，冯玉祥将军此举固有其主观上的说辞在，然客观上则使日本军国主义有了可乘之机，倘溥仪仍在宫中，又安有其后伪满洲国“康德皇帝”登基之闹剧？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其此之谓乎？
溥仪、婉容先后落入关东军的陷阱
1924年11月29日，与日人早有勾结的郑孝胥将溥仪诱至西交民巷德国医院，再送到日本使馆。翌年2月24日，溥仪在日本人的“保护”下，乘车前往天津，住进日租界大和旅馆，后迁入日租界之张园。
1931年盛夏时节，反常的气候造成“南起百粤，北至关外，大小河川，尽可涨溢”，全国受灾区域达16省，其中尤以长江中下游及淮河流域之湘、鄂、皖、浙、赣、苏、鲁、豫最为严重。面对如此巨大之洪涝灾害，溥仪捐出一栋楼房，婉容则捐出了珍贵之珠串以赈济灾民。《大公报》以“溥浩然夫人捐珍珠赈灾”这题作了专题报道——
“昨日下午，(一九三一年旧历八月初九)陈曾寿先生至本社，据谈溥浩然夫人对江淮灾民极为关切，久思加以赈济，只以手乏余资而未果。至昨为本社代收本埠捐款之最末一日。溥夫人遂慨然将其心爱的珍珠一串捐出，托陈先生送至本社交价助赈，并以鄂省灾情最重，嘱以珠价赈鄂。此珠串共有一百七十二颗，当初系以二千五百元购得，当由本社同仁偕同陈先生至金店变卖，因市价与原价较差，未便贸然处置，候商得溥夫人同意再行办理。珠串现存本社，附图即此珠串之写真。溥浩然先生方以楼房助赈，溥夫人复捐珠串为灾民续命……社会上云：阔太太不乏富逾溥夫人者，益闻风兴起。”
《大公报》素以持论公允蜚声中外，该报道迅即传至大江南北，国人无不为婉容仁爱之心感佩，赈灾义举愈加风起云涌。
正当我国遭受大面积洪涝灾害之际，日本关东军乘人之危，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公然侵占我东北三省，实施其所谓“满蒙独立”阴谋。
1931年11月，经日本关东军多田骏、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人精心策划，由土肥原大佐亲自操作，从天津将溥仪诱骗至东北旅顺。接着，坂垣派金宪立到上海将其妹金璧辉接到大连，委派她把婉容送到东北大连。由于金璧辉(川岛芳子)的特殊身份，她是肃亲王善耆的十四格格，婉容对金璧辉的“热心”未产生任何怀疑。翌年1月，婉容在溥仪两个妹妹和弟弟溥杰的陪同下，由金璧辉从天津护送到大连，再转至旅顺与溥仪团聚。阅世不深的婉容万万没有想到，此时的溥仪已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掌控的傀儡，而自己也落入了日本关东军精心设下的陷阱，丧失了起码的人身自由。
溥杰和妻子嵯峨浩
溥杰的妻子嵯峨浩晚年在自传中曾揭露日本关东军的阴谋：“昭和六年(1931年)，在天津日本租界的宣统逊帝收到一筐内藏小型炸弹的水果。闻讯赶来的日本关东军土肥原贤二大佐心怀叵测地说：‘在这里，陛下的生命得不到保证，到满洲去吧，满洲三千万民众正准备欢迎皇帝陛下。’并暗中安排宣统帝从天津逃到满洲。当然，水果筐事件也是对中国东北垂涎三尺，梦想制造一个满洲帝国的关东军的阴谋诡计。”
婉容几次幻想脱逃，最终未果
1932年3月7日，标榜“五族协和”、“王道乐土”旗号的伪满洲国在东北粉墨登场。两年后，溥仪登基做了“皇帝”。然而，这个伪满洲国所谓的“康德皇帝”，连同婉容“皇后”此刻已无异于“囚徒”，在长春的“满洲国帝宫”内未经关东军允许，不得外出一步。在这个戒备森严的“监狱”里，婉容不甘心坐以待毙，那么，柔弱无助的她又该怎么办呢？
曾任民国政府外交总长的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当我在大连一家旅馆里吃午饭时，卫士进来说，一个从长春来的满洲国宫内府的代表要见我，有机密消息相告。我起初犹豫，因为他说的名字我不熟悉。但是我的随从说，他在北京认识这个人，可否见见他。他告诉我，此人化装为古董商，以免日本人注意，(也许他当过古董商)。此人告诉我，他是皇后(长春宣统皇帝的妻子)派来的，因为知道我去满洲，她要我帮助她从长春逃走。他说她觉得生活很悲惨，因为她在宫中受到日本侍女的包围(那里没有中国侍女)，在那里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和告密。她知道皇帝不能逃走，如果她能逃出来，她就可能帮他逃走。我为这故事所感动，但是，我告诉他，我的处境不能为她做什么事，因为我在满洲是(国联调查团)中国顾问的身份，没有任何有效方法来帮助她。虽然如此，我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知道日本人都干了什么，这个故事可以证实日本的意图。”
这次努力没有成功，但婉容并没有气馁和放弃逃跑的念头。1933年秋，当时伪满立法院院长赵欣伯的妻子准备赴日，婉容便托她帮助东渡，婉容明确表示，只要她能逃离，就一定要帮助溥仪逃走。然而，在日本人的严密监控下，这个计划难以实施，结果又未能成功。从此之后，婉容再也没能找到逃脱的机会，只能在默默的抗争中，一步步走向人生悲剧的终点。
1937年10月中旬，已怀有6个月身孕的嵯峨浩从东京辗转来到长春，与丈夫溥杰团聚，接着，便去觐见“康德皇帝”溥仪和“皇后”婉容。在觐见后的晚餐中，嵯峨浩记述下她与婉容近距离接触的情景——
“皇后坐在我右边的座位上，我见她一次又一次地把手伸进盛火鸡的盘子里，未免为她的胃口之大而惊讶。大概是不想叫我察觉这一点吧，皇后的弟弟润麒把邻座的巧克力也抓过来，开玩笑似的一个劲儿地吃，想把人们的注意力全都引到自己身上来。”
“后来知道皇后患鸦片中毒症，神志经常不清。发病时，自己也不知道吃了多少东西。听说皇后来满洲前，并不吸鸦片，和皇帝的关系也还和睦。这样看来，可能是满洲的生活成为她精神上的负担才变成了这样。从皇宫回来，我虽然为这初次觐见顺利结束而感到庆幸，但想起皇后的样子，不由得一阵心酸。”
婉容的最后岁月
1945年8月，在盟军的强大打击下，日本败局已定，苏联亦于8月8日向日本宣战，百万苏军越过中苏边界向东北腹地挺进。
在关东军的胁迫下，8月11日，溥仪一行乘宫廷列车从长春仓促出发，途经临江，14日来到通化大栗子沟。次日，广播中传来裕仁天皇宣读终战诏书的声音，伪满洲国随即垮台。8月18日凌晨一时，溥仪举行了简单的退位仪式，宣读了退位诏书，伪满洲国宣告解体。22日，溥仪与溥杰、润麒、万嘉熙等从通化乘飞机准备赴日避难，却在沈阳机场被从天而降的苏军空降部队逮捕，送往了苏联，而婉容与溥仪从此永诀，再未谋面。
溥仪三妹韫颖与润麒结婚照
当时的东北处于战后的混乱之中，各方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呈现出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孤立无援的婉容、嵯峨浩等爱新觉罗皇族眷属只能四处飘泊，听天由命。她们在大栗子沟逃脱暴徒的袭扰，辗转来到临江，再乘八路军卡车到通化，被关押在公安局拘留所。经历了日本藤田部队在通化发动的暴动后，婉容一行随八路军返回长春，接着被押往吉林市公安局看守所。
“皇后被关进拘留所以后，由于得不到鸦片，被烟瘾折磨得死去活来，惨不忍睹。‘救救我，谁来救救我！’皇后终日疯狂地喊叫、呻吟，在地板上翻滚，圆瞪着双眼，好象透不过气来。”嵯峨浩记述道：“皇后虽然还能吃饭，但大小便已经不能自理了。这件事我无法让别人帮忙，只好一个人支撑着皇后那五尺六寸的沉重身体。我因为营养不良，身体也非常虚弱，所以这是一项很艰苦的繁重劳动。”
为避开国民党军队的攻势，八路军撤往延吉，俘虏也被押往延吉监狱分别关押。“一天，我恳求领慧生来找我的那个好心的八路军战士，让我去看看一直放心不下的皇后。从小窗口往里一看，我吃惊地发现，皇后已经从炕上掉下来，躺在水泥地上。放在牢房门口的饭菜大约已经有好几天没动过了，皇后大概已经没有力气到门口拿饭菜了。‘这样下去，皇后要死的。请喂她点儿饭吧！’”我恳求说。负责的士兵们却根本不理采，说：‘那么臭的屋子，能进得去吗？’‘那么，我来洗，我来打扫，吃饭的时候让我进去一下就行了。’我又恳求说，但仍没有答复。”
嵯峨浩继续记述：“第二天，我再来看的时候，那个好心的八路军战士正戴着口罩，打扫房间。皇后只穿着内衣，她的衣服全泡在洗衣间的热水桶里。因为她大小便失禁，所以臭气熏天。终于允许我进皇后的牢房了，我端着饭菜，跟在士兵的后面。皇后看见我，叫着侍女的名字：‘把匣子拿过来，洗澡水还没准备好吗？’皇后突然笑容满面地说：‘快点儿拿衣服来，大家也早点儿做好准备’……我浑身颤抖，惊慌地望着发病的皇后。24年前，芳龄17的婉容在紫禁城深宫举行了婚礼。她当年的美貌和风采都到哪里去了呢？”
1946年6月中旬，八路军突然决定向北满转移，婉容被送往中朝边境的图门市，在那里，末代皇后婉容香消玉殒，一个人在孤独寂寞中死去了。对于婉容来说，在神志不清的疯癫中去世也许算是一种解脱，只是这种无奈的解脱确乎太无情，太残酷，也太悲惨了。行文至此，笔者心情黯然，不禁为之浩叹！
溥仪、溥杰兄弟的新生
1961年5月17日，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嵯峨浩和女儿慧生在母亲、小妹及溥杰当年的部属宫下浩明先生陪同下，取道香港回到中国，与阔别6年的丈夫溥杰在广州火车站重逢。溥杰已于1959年获得特赦，并于当年12月返回北京，此次专程前来迎接妻女返国团聚。
溥杰偕妻女一行到京不久，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家中为溥仪、溥杰和爱新觉罗的兄弟姐妹举行了午餐会。溥杰与嵯峨浩一行五人，应周总理之邀提前三个小时来到总理家，总理想和他们先单独谈一谈。
周总理说：“战争结束，满洲国崩溃之际，我们曾下达命令：爱新觉罗家族现在东北，找到他们要加以妥善保护。但命令好象没有贯彻到基层，让你们受苦了。在此，再次向你们表示歉意。”周总理接着说：“有一段时间把你们藏在抚顺，让大家担心了。这是为了保护你们。坦率地说，老百姓对爱新觉罗家族有多深的仇恨，我们当时也并不完全清楚，不过，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你们和我们，大家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从今天以后，我们做个好朋友吧！”
周总理坦诚、亲切的话语，令溥杰全家既深感欣慰，又倍感温暖，在周总理的直接安排下，溥杰夫妇搬进了醇亲王留下的北京西城护国寺街一所四合院。这里原由政府代管，租金也由政府代为积存，如今修缮一新，准备了全套家具，安上了电话，还派来了保姆。
晚年溥仪在北京寓所
令婉容在天之灵深感欣慰的当然不止这些，溥仪特赦回京后，中央高层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对他非常关怀。他在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并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经五格格的丈夫万嘉熙介绍，和李淑贤结了婚，组织了新家。1967年10月，溥仪因癌症治疗无效，在溥杰的陪伴下走完最后的人生旅程，生前著有自传《我的前半生》。在周总理的关照下，溥仪的骨灰安葬在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
溥杰夫妇在文革之初曾遭受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冲击，周总理得知消息立即採取了特别保护措施，使溥杰一家安然度过了文革浩劫。后来，溥杰长期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全国人大常委兼国家民委副主任委员，为祖国和人民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在北京安享愉悦、幸福的晚年。
1985年12月，嵯峨浩的自传《流浪王妃》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记述了她与婉容的第一次见面，以及在二战结束后她与婉容共同经历的苦难时光，读来令人嘘唏，但毕竟为后人留下了可靠的信史。溥杰于1994年2月28日在京逝世，享年88岁，著有《溥杰自传》传世。嵯峨浩于1987年6月20日因肾病治疗无效，在北京友谊医院溘然长逝，享年73岁。
郭布罗•润麟的幸福晚年
郭布罗·润麒和婉容
也许，最令婉容欣慰的当属弟弟郭布罗•润麒所获得的新生。婉容与润麒姐弟情深，在溥仪出宫前润麒还是姐夫最要好的玩伴。
润麒16岁时和溥杰东渡日本学习军事，日本战败后，他与溥仪、溥杰一起在沈阳机场被苏联空降部队俘虏，被送往西伯利亚做苦工，险些命丧异域。这位末代国舅兼末代额驸，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边读书学习，边反思自己的过去，思想观念逐渐融入了新社会。回到北京后，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过问下，润麟由学徒工被安排从事翻译工作，成为知名翻译家。
文革中，他被下放到北京门头沟黄塔公社劳动，成了乡亲们欢迎的“赤脚医生”。文革后，润麒被选为全国政协第五、第六届委员，供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并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法学家。从中国社科院退休后，润麒先生老有所为，除了撰写回忆录，作为有行医执照的职业医师，他为众多皮肤病、妇科病患者解除了病痛，并使十几位身患不孕症的妇女有了自己可爱的小宝宝。
只是，晚年的润麒先生时常思念起不幸过世的姐姐，并为某些影视作品捏造姐姐与一个名叫李忠的人通奸，并生下一个女儿的不负责的说法深感愤慨。
老人说：“伪满皇宫里确实有这个人，这个人跟我还很熟呢！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时，我们被关在一起，这个人为人正直，人品不错。由于他办事认真，被溥仪从一个普通士兵提升为护军队长。皇后婉容居住的内室，把守是非常严密的，别说是小小的护军队长了，就连我这个皇后的亲弟弟，要见姐姐一面也很难。他和姐姐通奸的事，根本没有发生的可能。李忠也没有被川岛芳子枪毙，几年前他刚刚去世，他也写了一本回忆录式的书，真实姓名叫李国雄。”
往事真的如烟吗，也许是，也许不是。对于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要还其本来面目，无论善与恶，抑或美与丑，否则还有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吗？但愿某些不懂历史的人，不要再去肆意编造、歪曲历史！
（编辑：胡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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