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文/王学信
作者简介：王学信：资深媒体人士,知名文化学者。曾任中国新闻社主任记者，华声报社编委，中国侨联《海内与海外》杂志编辑部主任等。
公元１８３７年１月２７日傍晚，暮色茫茫，朔风呼啸，在圣彼得堡近郊一个叫黑溪的地方，一场震惊整个俄罗斯的血腥决斗正在那里进行。在沙皇和一群无耻政客的挑唆下，有恃无恐的法国流亡分子丹特士首先开枪，伴随凄厉的枪声，伟大的俄罗斯民族诗人普希金腹部中弹，倒在地上，鲜血染红了他身边的皑皑白雪。
两天后，失血过多的普希金不治辞世，数以万计的民众前往诗人家中向遗体告别，俄罗斯人民以其同声哀恸向沙皇政府表示了极大的愤怒。３８岁的普希金不幸英年早逝，也使他访向中国的夙愿最终未能实现，这或许是始终对中国、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抱有深深好感的普希金生前的最大遗憾……
出身名门 起步皇村
１７９９年６月６日，普希金出生于莫斯科一个贵族家庭，天资聪颖、酷爱读书的他从童年时代起便学会了法语，并常常钻入父亲藏书丰富的书房，不舍昼夜地贪婪阅读古希腊、古罗马及１８世纪法国文学的经典之作。
显然，从荷马到维吉尔，从贺拉斯到莫里哀，直至卢梭、伏尔泰、歌德……都给幼小的普希金心灵中播下文学与自由思想的种子。而他的奶妈阿琳娜总有讲不完的俄罗斯民间故事和优美的俄罗斯民间歌谣，连同他的诗人叔父不时与作家朋友们来家中作客，这无疑使普希金心中的文学种子迅速萌发、长大，年仅７、８岁的他已经写了令人们惊叹不已的短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儿时的普希金透过伏尔泰、爱尔维修、德·达朗贝尔等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美妙笔触，引起了对遥远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美好想象和神秘憧憬。
１８１１年，年仅１２岁的普希金考入圣彼得堡皇村学校，正是在这所刚刚创办的贵族学校，他更多地接受了民主与自由思想的熏陶。相当一批进步教师以法国启蒙思想运动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理念在课堂公开批判沙皇专制制度，而驻扎在皇村的一个骠骑兵团的青年贵族军官中不少人有着自由、民主思想，他们经常聚在一起阅读禁书，批评国事，这些都深深吸引着少年普希金。军官中有一个叫恰达耶夫的青年人，是个著名作家，他思想深刻、言词犀利，成了普希金毕生崇敬的忘年交。
“中国热”与普希金
众所周知，十七、十八世纪，从法国兴起并深刻影响整个欧洲的“中国热”同样传到了俄罗斯，伏尔泰对孔子及儒家学说的推崇和赞美，极大地影响着俄国思想界及整个文坛。甚至连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也要侈谈中国文化，表示要效法中国实行“开明”政治，并按中国的风格装饰皇宫，譬如在圣彼得堡郊外行宫奥拉宁堡建造了“中国宫”，在皇村构筑了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等中式园林建筑。当然，叶卡捷琳娜女皇对中国文化的向望，就像法国王室和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那样，更多地钟情于中国的物质文化层面。他们酷爱来自遥远中国的瓷器、丝绸、漆器、玉雕、牙雕，乃至工艺屏风、折扇、灯笼、茶叶、山水画等等，而中华优秀的传统人文文化精髓，对这些封建专制帝王来说，既过于艰深，又非其所爱，他们需要的只是无限的权力、财富、奢华与享受。他们与欧洲知识界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十八世纪的俄国知识界大力翻译和介绍了有关中国文化的法、英、德文的著述，譬如涅恰耶夫翻译了伏尔泰的著名剧作《中国孤儿》，剧作家冯维辛将德文本《大学》译成俄文。作家诺维科夫主编的杂志相继刊出《中国哲学家程子给皇帝的劝告》和《雍正帝传子遗诏》，这两篇文章则是著名汉学家列昂季诺夫直接由中文翻译的。与此同时，著名导演夏尔勒取材中国故事创作了大型芭蕾舞剧《美女与妖怪》，并于１８１９年在圣彼得堡隆重上演。２０岁的普希金饶有兴致地在剧场观看了这场令他终生难忘的演出。
据统计，普希金拥有的各类藏书中，有关中国的藏书便有８２种之多，他的广泛阅读和接触，使他加深了对中国的热爱与向往。早在皇村学校读书时，普希金便开始构思他的第一部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在诗中，普希金写道：“在那迷人的田野里／五月的清风徐徐送爽／密树枝叶微微颤动／中国夜莺在宛转歌唱。”１８１３年，在他写给女友娜塔丽娅的信中，对“彬彬有礼的中国人”更是大加赞美。
渴望访华 终未成行
１８２８年，普希金结识了著名汉学家雅金夫神父，使他对中国的热爱与激情上升到新的高度。毕业于喀山神学院的雅金夫神父，曾任喀山某修道院院长和大司祭等神职，后任东正教使团团长，在中国住了１４年。在中国期间，他学会汉、满、蒙、藏四种语言，精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颇有感悟和心得，并和不少中国人结下深厚友情。
雅金夫神父于１８２１年回国后，即在《莫斯科导报》、《莫斯科电讯》等杂志上热情撰文介绍中国，流传很广，享有极高声望。他翻译并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著述，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成吉思汗家系前四汗史》、《西藏青海史》、《大清一统志》、《通鉴纲目》、《北京志》等等，并将多部译著赠送给普希金。其中一部译作就是《今日西藏纪行》，书中还附有从成都至拉萨的详实路线图，在书的扉页上则写有雅金夫的亲笔题辞：“赠予善良的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君，译者深表诚挚的敬意，１８２８年４月２６日。”
随着与雅金夫神父交往日多，普希金对中国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渴望尽早尽快地来到中国。他在１８２９年１２月３０日《致友人》的诗中一吐心声：“出发吧，我已准备好，朋友们／不论你们想去哪里，我都将紧紧跟随／跟着你们……／到遥远中国的长城脚下。”诗中的“朋友们”系指希林格和雅金夫。希林格是外交部官员兼东方学者，是普希金的好友，正奉命组建使团前往中国西北考察边境贸易情况，雅金夫则是考察团成员。普希金很想随团前往，但他的行动自由因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正受到沙皇政府的限制。为此，他于１８３０年１月７日写信给沙皇政府第三厅厅长宪兵头子本肯多夫提出访问中国的申请：“我现时还没结婚，也没担任官职，我想到法国和意大利旅行。如若不能获准，我想申请允许我随同前往中国的使团访问中国。”
普希金的申请被沙皇政府拒绝了，宪兵头子本肯多夫回复道：“陛下不能满足您关于允许您到异邦旅行的申请，认为这会使您耗费许多金钱，还会使您脱离正业。您想随同我国使团赴中国的愿望也是不能实现的，因为使团的全部组成人员均已确定；况且，如未事先通知北京宫廷，也就不得由别人替换。”
满腔期待顿时化为泡影，但普希金对中国的热切向望并未受到任何影响，他一如既往继续关心着中国的一切，即使在希林格考察团已经出发３个月之后，他仍在认真研读《中华帝国概览》第一卷和第二卷。与此同时，普希金在皇村学校时的同学，著名的十二月党人别斯图热夫、丘赫尔别克被流放到远东西伯利亚，都曾到过俄中边境，他们在寄回的信件中详尽记述了有关中国边境地区的所见所闻，这些都引起普希金的热情关注。虽然普希金未能随希林格考察团成行，但他在所编辑的《文学报》上，一连数期刊载希林格、雅金夫在中国大西北考察当地风土民情所写的信札或相关报导，向俄罗斯公众介绍中国的最新情况，增强和促进了俄国公众对中国的了解。
《三字经》在俄国
在普希金的藏书中，有一本俄文《三字经》，这也是他的至交雅金夫神父所赠。该书由彼得堡根茨出版社于１８２９年出版印行，封面印有：“《三字经》、附石印中文本、雅金夫神父译自中文”等字样，铅笔题辞为“亚力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惠存，译者赠”。这个译本在俄罗斯影响最大，当然，更早之前在俄国还有另外两种译本。
最早接触《三字经》的俄国人，是随同东正教使团来华的一批学员，据１７２７年中俄两国签订的《恰克图条约》，俄国可派员随教士团来华，入北京国子监俄罗斯馆习学满汉文。该馆当时使用《三字经》为学汉文的课本。《三字经》是中国自南宋以来流传最广的启蒙读本，仅１１３４个字，三字一句，隔行押韵，易读易记，对外国人学汉语很有用，既可识汉字，又可作为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与道德风尚的入门读物。
最先将《三字经》译成俄文的是随第二届教士团来华的学员伊拉里昂·罗索欣，他在返国后在圣彼得堡办华文馆时，以《三字经》作为汉语教材，其译稿是讲解中文原本时所用的，可惜的是，该译稿并未出版，所幸手稿仍在，现存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第二次将《三字经》译为俄文的是１７４２年随第三届教士团来华的学员阿列克赛·列昂季诺夫，他后来有大量译著，所译中国古籍仅正式出版的便有《大学》、《中庸》等２０余种。他译的《三字经》于１７７９年收入俄罗斯科学院出版的《三字经·名贤集合刊本》，这是《三字经》译本首次在欧洲公开出版，受到各界关注，《彼得堡通报》对其作了详尽介绍，盛赞它是“诗体箴言”。
素享俄罗斯汉学奠基人之誉的雅金夫神父的《三字经》译本在俄罗斯的影响最大，甫一出版，立即受到俄国报界和学术界的欢迎。这不仅因为译者享有极高的声誉，更重要的是，他的译本极有特色，译文准确优美，颇得原著精髓，同时附有序言原文及详尽的注释，为读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彼得堡的《北方蜜蜂报》迅即发表书评予以推荐，并摘引“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等诗句，以示推崇。有影响的《莫斯科电讯》在书评中转录“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等诗句，感叹道：“东方哲学在欧洲人心目中固然古色古香，但其雄深素朴却令人惊叹不已。”《雅典娜》杂志则在其评论中指出，从《三字经》可以见到“中国人的德性和智能”。
普希金高度推崇《三字经》
比起前三种报刊，普希金编辑出版的《文学报》对《三字经》的推广普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该报在１８３０年的元旦专刊对俄文版《三字经》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篇未署名的评论指出：“《三字经》的本意是‘三字经书’，因为它每一行都由三个汉字组成。它成书于十三世纪。前言中谈及这本书时提到：‘三字经是简明的儿童百科全书，由南宋状元王应麟撰、明代黎贞增补。它从阴阳五行、天运四季讲起，接着讲人行为中的三纲五常……它言语简练但内容充实，用语朴素而含义深刻’。”评论强调了雅金夫神父翻译《三字经》的学术价值及其权威性：“雅金夫神父翻译出版这本书，旨在让它成为俄国人阅读中文翻译本的指南，因为书中阐述了中国人的一切思辩，并附有欧洲人感到陌生的、会妨碍他们阅读其他中国书籍的概念和词语的解释。”为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本，评论摘引了《三字经》开头十二行诗句，以及译者对此所作的详细注释。有迹象表明，该评论对《三字经》在俄国的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那么，这篇评论的作者是谁呢？根据俄罗斯汉学界的普遍看法，这篇评论最大的可能应该出自普希金的手笔。笔者也认为，此文作者非普希金莫属，理由很简单，那一期《文学报》的编者和校阅者都是普希金，倘是别人所写，作者自会要求署名，即便不署真名，也要署笔名，而唯独编者自己所写，可以完全不署名。同时，评论中所透出的热情语调及对译者的敬重，也恰恰契合普希金与译者的相互亲密关系。至于普希金为什么不署名，这大概和当时普希金的言论、行动正被沙皇政府严厉监控有关，他不想给好友带来任何麻烦。
１７０年过去了，英年辞世的普希金为世界留下了诸多文学瑰宝——《自由颂》、《致恰达耶夫》、《囚徒》、《高加索的俘虏》、《茨冈》、《鲍里斯·戈东诺夫》、《青铜骑士》、《黑桃皇后》、《上尉的女儿》和《叶甫根尼·奥涅金》……它们作为“永不凋谢的完美”（高尔基语）将和人类的文明永世长存，而普希金对中国、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美好情谊，也将永远珍藏在亿万炎黄儿女的心中。
（本文部分资讯转引自李明滨先生的著述《中国文化在俄罗斯》，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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