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共生国际传媒讯】李彦教授授权发表
摄影：胡海
作者简介：
李彦，加拿大华人作家，滑铁卢大学瑞纳森学院中文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孔子学院加方院长。长期致力于促进中国和加拿大两国文学交流活动，组织过多次国际文化研讨会。英文长篇小说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 获1995年度加拿大全国小说新书提名奖。2016年获上海市新闻奖一等奖。2018年获“人民文学”非虚构作品奖、北京市侨联征文一等奖。2018年出版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的非虚构文学《不远万里》。
何处不青山：
献给赴华八十周年的白求恩医疗队（节选—凯瑟琳）
新西兰女护士凯瑟琳在太行山时留影
一九三九年夏天，日本人出兵宋家庄，洗劫焚毁了凯瑟琳的诊所，并逮捕关押了正在北平购置药物的凯瑟琳。只是在协和医院的英籍人士出面交涉后，日本人才不得不释放了她，但却强行将她立即从天津递解出境。
轮船抵达香港之后，凯瑟琳便悄悄蛰伏下来，焦急地寻找着一切可能的机会，重返太行山。那段时光，她心急如焚，度日如年，天天牵挂着远方的战友。
她忘不了那个启明星在天际闪烁的清晨，临行前与白求恩告别的时刻。他赤足穿一双草鞋，踩着被露水打湿的野草，送她走到山道分叉处，望着她离去的身影，挥手惜别。想到他几个月来明显消瘦、疲惫不堪的面容，她心里就隐隐作痛。
她曾对香港的朋友叙说心中的忧愁：“我告诉白求恩大夫，要去北平买药，结果突然间一去不返，杳无音讯!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肯定日思夜盼，等着我带回医药呢，他还不得急死呀！唉，说不定，他会以为我撇下他不管了呢！”
机遇终于来了。英国驻香港的主教何明华（Ronald Hall）素与宋庆龄、周恩来交好，同情并支持中国共产党，也因此被右翼人士贴上了“粉红色主教”的标签。
正是这样一个备受争议的青年主教，不但为凯瑟琳提供了在香港的食宿，还介绍她认识了宋庆龄。一年多来，宋庆龄一直在收集白求恩在八路军的照片，发表在她所主持的刊物上，让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当她从凯瑟琳这里得知，八路军缺医少药却收不到任何国际援助的时候，她叹道，发给陕北的救援物资，肯定是被重庆拦截了。
那么，负责往重庆运输救援物资的人，又是谁呢？
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凯瑟琳结识了一位休戚相关的历史人物：著名的加拿大医生罗光普（Robert McClure，罗伯特·麦克卢尔）。
罗光普是个地道的白种人。但他从婴儿时起就在豫北安阳长大，并长期在当地教会医院工作，操一口流利的河南话。抗日战争期间，他深得蒋夫人宋美龄信任，被委以国际红十字会华北区负责人。通过他的手，为中国内地运送了大量来自海外的援华物资。
那个秋天，罗光普带领着凯瑟琳，从香港绕道法国殖民地越南，经河内、海防、南宁、桂林，一路押送了满满两大卡车来自世界各地的捐赠品，准备运往重庆。卡车上的一部分东西，便是凯瑟琳在香港四处筹集来的医药。她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征途，要把这批药品送到太行山，亲自交到白求恩手中。
在罗光普的传记中，曾引述了他写给妻子的一封信：
“同行的伙伴中，有位来自新西兰的女传教士。车上装载的货物里也有属于她的医药用品。
凯瑟琳·霍尔小姐是个聪明有趣、典雅大方的中年女性。她长期居住在八路军盘踞的五台山地区，并一直与白求恩并肩工作。目前，她已经辞去了在教会里的职位，准备返回新西兰工作一年。而她的这个决定，受到了在香港的左翼人士支持。
她是个品德高尚的人，并不十分清楚政治的复杂性，但却执着于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她对白求恩医生的印象极好。显然，只要白求恩能够克服他贪杯的弱点，就能出类拔萃地投入工作，且毫不畏惧艰苦的生活。
有时候，碰到从加拿大来华的人们，大家免不了会提到人人耳熟能详的白求恩。以前，我曾颇为坦率地谈到他给我留下的印象。但是，从现在起，我不想再给人留下那种错误印象了，因为他是一个如此忠于职守、勤奋努力的人。”
漫长的旅途中，凯瑟琳那深情款款的叙述，令罗光普醒悟过来，重新审视了自己对白求恩曾经产生的误解。
这趟沿着滇缅边境的旅程跨越三千多里，跋山涉水，险象环生，时时面临着日本军机的追踪轰炸。虽然罗光普曾数次往返于这条路线，路途并不陌生，但他仍如惊弓之鸟，日夜提心吊胆，寝食难安。
当一行人九死一生，终于抵达贵阳城时，已临近那年的圣诞节了。
恰在此时，白求恩已经牺牲的噩耗，传入了凯瑟琳耳中。
在太行山摩天岭与日军长达半个多月的激烈交锋中，八路军伤员接连不断地被抬入山村小庙，在临时搭起的手术台前排队等候。白求恩连做手术的胶皮手套都没有了，才在几天几夜未曾合眼，连续做了一百多个手术，极度疲惫不堪之下，不慎划破手指，血液感染，无药可治，悲惨地离开人世的。
如晴天霹雳，山崩地裂。凯瑟琳悲恸地大哭一场后，再也站不起来了。
卧病床榻，在死神翅膀的阴影下日渐衰弱、奄奄一息的那一个月里，她可曾产生过何种念头？是抛下多舛的人生，追随他的身影，到天堂里相逢，倾诉别后离情，还有那来不及向他表白的隐秘的苦衷？
朋友们窃窃私语，这个可怜的女人，大概没有希望痊愈了。人们已开始悄悄地商量，为她准备后事了。
然而，一九四〇年初，某个寒冷的清晨，当太阳从山城的浓雾中露出苍白无力的面容时，凯瑟琳出人意料地从病榻上爬了起来。她没有听从朋友们的规劝，独自一人，携带着属于她的那几箱药品，悄然北上。
她再次翻山越水，辗转数千里，几经周折，终于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太行。
八路军的战友们告诉她，在白求恩留下的临终遗嘱中，有一句，是请聂荣臻司令员转达给凯瑟琳的：“请您向霍尔小姐转达我最炽热的感谢，为了她所提供给我们的巨大帮助。”
哦，凯瑟琳，你也许永远都不知道吧，在白求恩望穿秋水般地期盼着你驾着骡车的身影出现在群山间小路上的那些个不眠之夜，他还无法预见到几个月后那不可避免的悲剧的降临，因而依旧踌躇满志地策划着未来呢，那个包含着你在内的、无比乐观美好的未来！
在白求恩写给八路军司令部的报告中，曾有如下文字：
“过去三个月来，医药供应主要依赖宋家庄的霍尔小姐的大力帮助。由于她的积极活动，导致日本人烧毁了她的住地。
数月前我就曾多次表示过，今后不能再让这些教会里的同情者过多地卷入了。如果我们能组建一支可靠的地下运输队，就可避免日本人对她的戕害。
另外，我们的记者也极不明智。他们刊发了一篇文章，赞扬霍尔小姐对八路军的援助。日本人也读到了这份报纸。当然还有汉奸帮凶。总之，我们千万不能再继续麻烦霍尔小姐了。由于她对我们的帮助，她的生命已被置于危险之中。
眼下我正在努力说服她，让她放弃自己的本职工作，加入到我们的医疗队来。我建议以她为核心，从北京协和医学院召集一批训练有素的护士，建立起一个小型的模范医院。
她正在考虑我的建议，准备返回新西兰家乡，去为八路军募捐。
我觉得，只要我们俩齐心协力，就能够筹集到足够医疗培训所需的资金。但我们俩都必须得离开半年到八个月之久才行。”
凯瑟琳目光茫然，默默打量着白求恩身后留下的这所山村小医院。
头年夏天，正是在她的鼓动和秘密安排下，几名在北京协和医院里工作的年轻女护士化装上路，悄悄奔赴太行，加入了白求恩所创建的医疗队伍。其中一位叫郭庆兰，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深受白求恩赞赏。如今，她已嫁给了接替白求恩工作的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大夫。烈士遗产，后继有人。
可是，那没有了他的山，还是山吗？那没有了他的水，还能否叫做水？
斩不断的悲伤，彻底淹没了凯瑟琳孱弱的心房。她终于倒下，再也爬不起来了。
敌人马上要开始新一轮大扫荡了。聂荣臻司令员当机立断，派遣几位八路军战士，用担架抬着骨瘦如柴的凯瑟琳，匆匆告别了太行。
一晃，十年过去了。新中国成立后，凯瑟琳心头那团不熄的火苗重新被点燃。她刻不容缓地离开家乡，抵达了香港。在老朋友“粉红色主教”何明华的关照下，她一面做义工，一面焦急地期盼着重新踏上故地的那一天。
可惜，由于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复杂局面，凯瑟琳整整等待了一年之久，也无法获得入境签证。无奈下，她失望地返回新西兰，从此靠着在家中照管几个寄宿女生，换取微薄的收入度日，孤独一人，终身未婚。
光阴荏苒，又过了十年，凯瑟琳突然收到了中国政府发出的邀请函。此时，她已步入人生暮年，白发苍苍，红颜不再。短短的几日行程中，她执意要求，踏入崎岖不平的太行峻岭，来到了军城东山脚下的白求恩墓园。
乡亲们看到，凯瑟琳眼含热泪，凝视着远方的“白公山”，久久地发呆。
临走时，她捧起白求恩坟前的一把黄土，包在绢子里，紧紧拥入了怀中，喃喃自语道：“对不起，我已经老了，今后恐怕无法再回来看你了。”
一九七〇年，凯瑟琳在家乡去世，临终留下遗言，让人们把她的骨灰送往太行，洒在洁白的莲花峰上，与白求恩的衣冠冢遥遥相望。
几十年前，那个身穿灰军装、骑一匹枣红色骏马的身影，曾多次出现在莲花峰的羊肠小道上，到这里来品尝她亲手烹煮的羊奶咖啡，享受她亲手烘烤的蛋糕。
从开启的窗扉处，远远眺望到那个潇洒的身影，聆听那清脆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恐怕是这个女人曾经拥有的最幸福甜美、回味无穷的人生时刻了吧？
如今烟消云散，尘埃落定，两人终于能在莲花峰湛蓝的天空下重聚，不用再担忧窗外隆隆的炮火，从此悠然相视，谈笑风生了。
凯瑟琳1960年在天安门观礼台上
编辑：胡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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