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雨菲菲的早晨，大巴拐入海宁的袁花镇，缓缓穿行于狭窄的村道上。房前屋后，皆为见缝插针式的农作物。低矮的稻穗已发黄，沉甸甸垂着头，依傍着田埂上的几株玉蜀黍。棚架下吊着细长的丝瓜、翠绿的豇豆，还夹杂着一些叫不出名的蔬果。
大巴停下，迎面出现一堵高大的粉墙，便是金庸故居了。迈入静谧的大堂，抬头见到高悬的牌匾，上书斗大的黑字：进士、文魁。令人惊讶的是故居的格局。三进老宅皆为横向宽阔，悠长一排，与北方常见的竖向进深大宅子截然不同。同样的横向长排，以前只在北京恭王府的最后一进见到过。此种格局，气势如虹，无怪孕育了文坛一代天骄。
远处传来朋友们的嬉笑声，大家勾肩搭背，热闹地合影。我独自一人，沿着一条幽暗的甬道迈入了萧疏的后园。靠墙根处，有两株树。一株是桂树，花期已过，不再飘香，另一株，却是北方常见的枣树，枝头累累，挂满金红色的果实，分外诱人。我站在树下，仰望着头顶一粒粒饱满的枣子，遥想93岁高龄的大师，可曾在港岛灯火阑珊之夜，怀念过故乡后园秋日的红枣？
步出大门，忽见一戴眼镜的中年男子，擎一柄黑布油伞，沿着影壁匆匆走过，口中还喃喃自语：“嗯，还真有人来呢。”声音中透着不难察觉的欣慰。
大巴启动了，轻轻拂过桑林里茂密的枝条。远处，那扇黑漆大门徐徐关闭了。导游说，两个月来，我们是首批来访者。
袁花村不收门票，也没有热闹的旅游商品售卖，我却独爱他门前那份寂寥。想起方才来的路上，跨越杭州湾的彩虹桥时，少君曾向我解释为何海水会是混浊的黄色。他赞叹，污泥浊水养育的鱼虾味道才鲜美，并提醒我，水至清则无鱼。
我未做声。究竟是在喧嚣热闹的污泥浊水中蜕变为一道肥美的菜肴呢？还是在碧波清流中安详自在地独往独来呢？怕也是见仁见智的选择吧。好在上帝是公平的。至清还是至浊，都仅有一次生命。
踏入乌镇弯弯曲曲的石板小巷，立即爱上了它的古朴。问路旁站着的几个婆婆，小镇人何以这般明智，竟耐得住寂寞、抵御了诱惑，未卷入拆房盖楼的商业大潮？婆婆们面露得意之色：“我们穷啊，盖不起新房嘛！30年风水轮流转哦。”
导游心地善良，总要挑选当地最干净体面的饭铺招待大家用餐。众人快乐地享受着轮番上桌的鸡鸭鱼肉。我却悄悄渴望着，若能品尝街边小摊上那些各具特色的地方小吃该有多好。
春天带领加拿大教育家来华交流时，也曾遇同样情形。祖国人民好客，总爱用品种丰富的炒菜来表达对客人的尊重。京城四日，顿顿七碟八碗，到了最后一天，即便对中国美食倍感新鲜的老外们也难免倦怠，桌上剩下整盘整盘的菜肴，令人心疼。最后一天中午，我自作主张，把众人引入雍和宫大街边一家饺子馆里。店面狭窄拥挤却座无虚席。我点了6种不同馅的水饺，又叫了四碟凉菜，小葱拌豆腐、黄瓜木耳、金针菇等，结果大家一扫而光还意犹未尽。
乌镇的溪边，竹编的蒸笼敞开了盖子，只见一坨坨色泽暗绿的青团，看去颇为神秘诱人。我刚开口询问，“秋天既无麦苗，也无嫩蒿，拿什么东西染成绿色呢？”一位作家在旁急扯我衣袖，于是，在豆腐西施的白眼下匆匆离去，终是无缘。
小巷两旁，一家接一家，摆满了烘烤霉干菜饼的炉灶，摆在铜盆里煮熟的大芋头似乎还冒着热气。见我围着炉灶，探头细看那些一寸大小的霉干菜小饼，旅美作家少君二话不说，掏钱买一袋分给众人尝了。
茅盾故居听说5点就要打烊，于是甩开在“木心故居”里流连忘返的大队人马，踏着石板匆匆赶路。进得二门，尚未站稳，耳畔忽然传来细若游丝的柔声。四下里寻觅，便在天井那片低矮的兰草丛中看见了它。纤巧的身躯，灵秀的五官，灰黄夹杂的花纹招人怜爱。微弱的天光中，它仰头看我，又一声清晰的低唤。
抬首望去，高堂门楣半开处，大师的半身塑像隐隐可见，却已罩在苍茫中，面目模糊不清了。
正欲迈入展室，小猫竟再次发出呼唤。转身看时，它的目光依旧定定地瞧着我，分明有无限期盼。于是问站在游廊下闲聊的几个保安：“这可是无人照管的野猫？它是饿了吗？为何总盯着我叫唤？”
保安咧了嘴讪笑：“是哩，那野猫和你有缘，带上它走吧。”
踌躇之中，脑中却悄然闪出一句话。方才在小巷另一头长满青苔的“木心故居”里，满墙满壁都是名言，却仅有一句话进入了我的眼帘：“自作多情和自作无情，都是可笑的。”
心中似乎悟到了什么。在悄然降临的暮色中，我拔脚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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