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原创)/王学信
作者简介：王学信：资深媒体人士,知名文化学者。曾任中国新闻社主任记者，华声报社编委，中国侨联《海内与海外》杂志编辑部主任等。
２００６年４月的一天，我到国侨办文宣司看望郭锦玲。她告诉我，不久前她在美国巧遇阿城，闲谈中，他问起我的近况，很是殷切，并忆及从前在一起的一些趣事，不时开心地笑了起来……
自从阿城旅居美国后，关山阻隔，海天万里，音讯渐稀，然而，当年我们在一起时的往事仍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前天。许是年龄渐长，虽阅世更深，而少年、青年时的旧事反倒愈加清晰，历久而弥新。
我和阿城的相识是在他家，那个位于北京西城区新文化街的老住处。１９６６年，文革初的一天，两个同学约我一起到阿城家去，他是北京市３５中的，３５中在西城小有名气，主要是足球踢得好。记得那天只有阿城一人在家，小院里很安静，我们在书房的十几排书架旁交谈。书架上的书摆得满满的，大抵是中外文学名著、名人传记、文艺理论，以及马恩全集、列宁全集、鲁迅全集等等，就像一个藏书颇丰的图书馆。面对书城，颇有些敬畏，我想阿城全家读书如此之多，一定很有学问。由于其后文革日趋动荡，与阿城分手后，竟没有再见面，但印象中总有他浅浅的笑和十几排满是书的书架。
谁知我和阿城的第二面竟是在万里之外的云南西双版纳。文革中期，也就是１９６８年５、６月份开始，大中城市的高中生、初中生，即“老三届”，大约在千万左右，既无书可读，也无工可做，便在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号召下，相继在“上山下乡”热潮中，来到边疆和农村。我于１９６９年１０月来到西双版纳第三水利工程团，先是修水库，后来经白族诗人晓雪的推荐来到西双版纳文工团，现在叫西双版纳歌舞团，做文学编导。文工团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首府允景洪，简称景洪，傣语是黎明城的意思。当年的允景洪虽富于亚热带情调，但市容简陋，建筑单调，远没有今日之繁华，十字交叉的二条大街便是市中心，文工团便在西街路南一派油棕、槟榔和凤凰树的绿荫掩映之中。
有一天，我和同为北京知青的张平生正在宿舍推敲一首新创作的歌曲，他是景洪总场宣传队调来的，手风琴演奏兼作曲。这时，有人敲门，原来竟是八年未曾谋面的阿城，当然是一番意外的惊喜。阿城依然是老样子，瘦瘦的，戴着当年知青常戴的白框深度眼镜，说话慢慢的，一点儿也不着急。大家叙说着各自的近况及各处见闻，感慨知青的境遇，忧虑着国家的未来。
文革中，西双版纳生活之苦是不消说的了，农场老职工、新职工工资都是２８块，成为云南１８怪中的一大怪：“爷爷、孙子都是２８块”。米饭倒是足够吃，但缺油少肉，盐水泡饭加上腌酸莱是常有的事。蔬菜品种少而单调，卷心莱、冬瓜、茄子、南瓜、黄瓜每样一吃就是一、两个月，天天如是，可能是气候和水土所致，这些蔬菜的口味不佳，总体感觉是太“面”，与北京的根本没法比。倒是在山里采回的蘑菇、木耳、竹笋、蕨菜很是不错，但没有时间常去，只能是偶一为之。当时，知青在云南的处境并不好，按云南一带老百姓的流行说法，这些大城市来的知青都不是好人，才给弄到这儿来的。也难怪，明清两代，云南确是朝廷刺配、流放犯人的蛮荒之地。
临近中午，我们到街对面的小食（饭）馆买了一大盆煮好的米干（粉），几盘带皮的炒猪肉，食堂打来一盆煮青菜，多多的放了辣椒，三个人倒也胃口大开，直吃得“河枯海干”，扫数以尽。后来，阿城带着在景洪采购的一些东西回景洪总场１０分场去了，其后，阿城几次来景洪，因文工团赴外地演出，竟没有再碰上。
景洪总场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所属西双版纳六大农场之一，资格是最老的，场部临近景洪，十几个分场则很分散，尤其是新建的几个分场更为偏远，走上几天不一定到得了总场。１０分场在去勐龙和打洛的路上，要先绕过曼飞龙水库，再到一个山洼才看得见。这个分场以种植巴西三叶橡胶树为主，兼营其它，成员和其他各农场差不多，分别为复员转业军人、湖南醴陵和云南墨江移民，以及新来不久的北京、上海、重庆、昆明知识青年。
１０分场有个农场子弟学校，阿城身体瘦弱，干重活儿吃不消，便被安排去教书。语文、数学、英语、美术、体育，赶上什么教什么，也谈不上正规，这倒便于老师自由发挥。阿城的女友罗丹也是北京知青，同在农场子弟学校教书，１９７３年回京上了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成了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当老师。这在当时可算极少数的幸运者，在全国上山下乡知青中大约只占千分之一左右。
比起其他知青，阿城带的书要算最多的，有好几箱，装满了中外名著、美术之类。在枯燥单调的农场生活中，每到夜晚闲暇时，很多知青便聚到他往的茅草房，听他讲故事，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儿》，以及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等等。通常是一盏煤油灯下，人坐得满满的，烟头儿一亮一亮的，讲到关键处，要休息一下，吊一吊听众的胃口，于是，有人便忙着给递上一支“春城”烟、往茶缸子里续水，并急不可待地询问：“后来怎么样了呢？”
类似这样的场景，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各总场及所属各分场很是普遍，总有那么一两个知青擅长讲故事，每晚开讲，从鬼故事《梅花党》、《十三号凶宅》直到中外名著，给艰辛而压抑的知青生活添加了少许亮色。
１９７７年末，再次复出的邓小平力主恢复废止了１１年的高考，我从西双版纳考回北京，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由于接到录取通知书过晚，加之路途遥远，由公路而铁路，等我到校报到注册时，学校已经开课近三周了。同宿舍的胡晓义开玩笑说，同学们怀疑你已经在路上不幸罹难了。
１９７９年，张平生“病退”回京，我连忙向他打听阿城近况，知道他也办了“病退”，大约不久就会回来。后来，我和张平生一起代阿城去看望他父亲的老友赵沨，赵沨当时已经复出，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我们也抽空儿到阿城家去看望他的父母，听他母亲讲，罗丹一直在北京等他，也时常来探望二老，我们便很感动。阿城的母亲那时已恢复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党委副书记的职务，他父亲钟惦棐也已正式平反，家中好事连连，我们自然为阿城感到高兴。说起钟老当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也确实够冤的，钟老是四川江津人，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后来成为中共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只因建国初期赞美赵丹主演的《武训传》，便接连遭受江青的嫉恨和打击，１９５７年被点名划为大右派，行政级别也从１０级降至１７级。１９７８年正式平反后，钟老出山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常务理事兼书记处书记及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阿城终于回来了，并在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谋了个职业，后来在该公司的《世界图书》杂志做编辑工作。他和罗丹结了婚，借了同事一间小屋暂住，就在北京美术公司对面，是六十年代北京兴建的简易居民楼，其设施十分简陋，生活起居颇为不便。我和张平生相约去看他，路上买了些啤酒和吃的东西，而阿城事先讲好要做一只白斩鸡。
这是一间大约只有１２平方米的房间，两个书柜挤在墙角；屋里便只能放写字台、饭桌、单人沙发、双人床各一，堆满书籍、报刊的写字台上方，挂着一幅阿城临摹的意大利名画，床头正面墙上则是周思聪赠给钟老的一幅精心之作。由于还没用上煤气，吃饭得用煤油炉做。比起西双版纳，莱肴还算丰盛，几个人喝着啤酒，谈及在景洪吃米干，恍然有隔世之感。吃罢饭，罗丹忙着收拾好，沏上酽茶，我和平生都是出名的水罐子，茶沏得酽，也喝得多。阿城大抵还是老样子，只是烟抽得有些凶。
后来，北师大中文系学生会搞了个文学写作园地——《初航》，刊名请系主任肖璋教授题写。因时近清明，受同学们委托，我约请阿城画一幅周总理像，他很快便画好送来，这是一幅钢笔线条画，极有特色，大家看了都说好。我还为画配了一首七言排律：“忆昔骤雨月迷蒙，怎奈星辰各西东。黄钟毁弃鸣瓦釜，踥蹀鹈鴂笑春风。无由梦断天涯路，何处魂归塞外鸿。桃李不言香四海，凌霄健羽忆周公。自有劬劳著环宇，年年此日望星空。山花肯予人垂泪，飞至尊前一样红。”不过，有个别老师仍囿于文革“高、大、全”观念，对这幅画作横加指摘，以致大家愤愤不平。
阿城的美术和摄影造诣很深，其作品颇有独到之处，须细细品味，方知其妙处。后来，他和黄瑞、曲磊磊他们又忙着搞“星星美展”和“四月影会”，在思维理念和艺术表现上有不少突破和开拓，影响所及竟遍至全国。至今，人们倘论及改革开放之初的思想解放，仍不能不提起“星星美展”和“四月影会”。
其后，因房主人要用房子，阿城夫妇连这小屋也住不成了，只得搬到定福庄二外的办公室去住了一段时间。定福庄靠近通县，那时交通很是不便，相互碰面的机会便不多，倒是常在电话中晤谈。后来，阿城谈及单位分给他两间小东屋，算是有了落脚之处，但接着罗丹便回娘家生孩子去了。“是个男孩”，阿城在电话中喜悦地告诉我。
大约过了一年多，我又听到一个好消息，阿城的处女作《棋王》一炮而红，深受读者及专家们的赞誉，并被评为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便和张平生约好去看阿城。我从北新桥单位下班直接到德内大街，来得早些，而张平生要从魏公村中央民族歌舞团赶来，自然要晚。一进门，见阿城、罗丹正在吃饭，屋里很热，眼镜片一下子就蒙上了白蒙蒙的雾气。真是有日子没见了，罗丹比先前胖了些，说话还是轻声细语，而阿城仍是老样子，一袭深灰色的中式罩衣，瘦瘦的，脸色有些苍白。我说：“前不久我把《棋王》找来翻翻，的确不错。”“写着解解闷儿，”阿城说，语气淡淡的，一如他平时。
罗丹询及我未吃晚饭，便去厨房煮来一大碗挂面，高压锅里是冒着热气的清炖排骨、鸡块，桌上摆着辣椒酱、大蒜和一盘肉片炒荸荠。我细细地吃着，觉得很可口，阿城则坐在一旁吸着烟，翻看着那天刚买来的十几本书、画册和字帖。
目光所及，我忽然发现屋里变得干净、整齐了许多。北面墙上挂着拓印的郑板桥名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一旁是黄瑞的泼墨大写意，南墙上则是朱乃正的行草条幅：“法非法”，此外还有几幅欧美抽象派装饰画，很有些中西合璧的味道。此外，书柜、墙脚和沙发两则满满的都是书，码放得很齐整，靠近门口处则摆放着新购置的十四英寸彩电和双卡收录机。
我提起平生，阿城突然想起什么说：“平生的那个《虎门销烟》不知怎么样了？”亏他想得起，几年前平生曾说过他要写一部有关虎门销烟的交响诗。这桩事我早已忘记，因为平生后来一直没有再提及。正说着，平生推门进来了，我和阿城马上问他“虎门销烟”进行得如何。张平生笑了笑，说：“写是一定要写的，现在正在中央音乐学院进修作曲。以后一定写，不过要慎重，不能仓促下笔。”
说来也巧，阿城的二哥随后也来了，他来找几盘录音带。这时，罗丹沏好茶，几个人边喝边聊，阿城的二哥很健谈，他从太原工学院刚刚调来中央电视台搞电教，他问阿城：“那个棋王是不是有生活原型？”“原型是有的，不过不是一个，而是几个凑成的。”阿城吸了一口烟：“平生，你还记得景洪农场那个何连生吧，他在景洪下过棋，把当地那些下棋的全镇了。我写《棋王》时，用了他下棋的那个场面。”平生和我都想起了这回事，那次，景洪农场的北京知青何连生在景洪下棋着实轰动，远近的人没有不知道的。
阿城的二哥选了几盒磁带匆匆走了，阿城晚八点与人有约，便先去赴约。我和平生慢慢喝着茶，与罗丹聊天。罗丹说，她三月份要到日本京都大学去教一年汉语，二外与京都大学是姊妹学校，相互交往很频繁。她担心：“走上一年，这屋里又该下不去脚了。”
我想起前年冬天第一次来小屋时的情景，电话里临时约好来看阿城的新居，当时罗丹带着孩子住在父母那里。下班后，阿城到北新桥路口等我，然后一起骑车来到德内大街这个平房大杂院。进院门往北走进一小夹道，地面坎坷不平，约摸走出１０余米，便来到门前，但见门窗动摇，似有倒塌之虞。进得屋里，顿感凄清寒冷，加之光线也暗，更觉寒气难当。阿城捅开蜂窝煤炉，待火燃得旺了，便煮上一锅切面，寻来半棵白菜，也把来切了，丢进锅里，旋即找出半碗肉末儿炸酱，放在面条里一拌，一人一大碗。而这次也是吃面，但颇有个家的样子和气氛。
闲聊中，我向罗丹：“阿城写小说，我们怎么都不知道，也没听他说过要写。”罗丹笑了笑，说：“其实我也不知道，阿城也没想过要写。去年李陀、陈建功他们来玩，阿城讲述过西双版纳知青的故事，他们听了便怂恿他写出来。后来，阿城写了《棋王》，拿给他们看看，这么写成不成。他们看后都说好，也没跟阿城讲，就寄给《上海文学》了，没想到很快就登出来了，还引起了反响。”
我想，阿城的性格含蓄而内向，但勤于思考，既有真切的生活体验，又有深厚的文学、艺术底蕴和理论上的修养，写出好作品也是很正常的。从阿城小说的字里行间，我们不是可以读出明清小说和五四文学的深深浸润吗？
阿城办完事回来了，先点起一支黄陵牌雪茄。此刻，电视里正播映美国百老汇舞蹈团的节目，很精彩，于是四个人凝神看着，不时也议论几句，直至《穷开心》、《去咖啡馆的路上》几个舞蹈都跳完，才又聊了起来。“天津电视台来人要把《棋王》搞成四集电视剧，我和他们说，《棋王》可视性不强，搞成四集没人看，要搞就搞成一集。”阿城不紧不慢地说。
阿城对影视剧是内行，既有见地，涉猎也广。有一次，我抽空到朝内大街《世界图书》编辑部去看他，见他叼着烟斗正伏案给电影剧本作者回信。一问才知道，自从钟老复出后，时常信函交驰，一些作者还寄来厚厚的电影剧本恳请钟老过目，而钟老身体欠佳，尤以老年性青光眼为甚，阅读书写都极为不便，阿城便成了兼职“秘书”，每天都要代看剧本，代写回函，前不久，他还协助父亲编定了几部电影论文集。
话题从《棋王》扯到了知青生活，也扯到了当年云南知青的回城浪潮，阿城和平生忆及那些往事，包括大小事件及细节，真是绘形、绘声、绘色，其情其景犹历历如在眼前。不过那时我已回京上大学，那些苍凉、甚至催人泪下的场面都不得见。
“最近还写了点什么？”我问。“去年又写了两个短篇《树桩》和《晚餐》，今年二月《中国作家》要发一个中篇《树王》，《人民文学》同时发一个中篇《孩子王》，”阿城说：“再下来是个《拳王》，写的都是知青题材和农场生活。”
“《滇池》编辑部要搞个笔会，约我参加，地点在昆明的宾馆，我没去，昆明的宾馆拉上窗帘与北京、上海的宾馆有什么区别？如果到下边走一走嘛，要有意思的多，所以《拉萨河》编辑部约我去西藏，我倒很想抽空走一趟。”《棋王》一炮打响后，阿城的这两间小东屋顿时应接不暇，全国各地不少文学刊物的编辑纷纷登门索稿，有时一天能来几拨，有的一拨能来上几次，这些天竟喝下五斤茶叶。
茶愈喝愈淡，谈兴却愈谈愈浓，不知不觉已到零点一刻，好在大家都习惯熬夜。我和平生起身告辞，蹬车急驰。虽是一月底，但北京这些天却出奇的暖和，连北海的冰面都被暖风咬开了口子，浸出水来，深夜的街上至为冷清，但华灯如昼。我和平生都为阿城的创作成绩感到高兴，的确，有一句欧洲谚语说得好：“是金子，总会闪光。”……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弹指间，我们已由少年而青年，而中年，且即将步入老年。我想，如果哪一天我和阿城再次相聚，他大抵还会是老样子——一袭深灰色中式罩衣，脸色依旧苍白，浅浅地笑着，相互叙说着别后的经历及深挚的思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