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 平 笔名弓长。陕西乾县人，1966年入伍。曾任十一师炮团宣传干事。1972年开始写作。数十年来，先后发表并出版文学、新闻作品30余万字。著有“弦板腔记事”。
我军向印军反击
1966年，我刚进军营不久，就听老兵们说，六二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11师执行迂回穿插任务，经过七天五夜大行军，抄了敌人后路，仗打得很漂亮。33团荣立集体三等功，团长田启元率英模报告团到全国各地宣讲。荣立一、二、三等功的个人很多。唯一遗憾的是32团没有抓住考尔。后来，又听说战争结束后32团团长和政委都受到处分，看电影时32团都在银幕后边。
还有的传言更离谱，总之，越传越神，越传越远。整整传了数十年。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如今，五十八年过去了，我翻阅了不少有关资料，才发现这原来是一起“冤案”。
今年4月4日，原11师副政委（62年自卫反击战时任32团某连排长）路俊功在他的帖子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记述了此事的来龙去脉，并最终揭开了谜底（帖子涉及内容较多，本文只就“抓考尔”一事加以整理）。
当年是否布置了抓考尔的任务？
帖子一开始这样记述：“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东线第二战役，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是：打头、截尾、剖腹、捶脊。西藏军区前指决定：打头（佯动）由55师和419部队（郭指）执行；截尾、剖腹、捶脊由11师完成。11师要完成此项任务，就要穿插迂回翻越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山七、八座，穿越近200公里的原始森林，抢占拉洪桥，截断西（山口）——提（斯普尔）公路，切断印军的溃逃之路。这是东线第二战役能否取胜的关键。11师领受任务后，极为重视，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特别是担任截尾（打敌增援）的33团和担任剖腹抓考尔的32团，全体参战官兵向祖国宣誓：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坚决完成穿插迂回包围任务……”
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出，32团确实当时担任着“剖腹抓考尔”的任务。
印军东线总指挥考尔中将
他在详细叙述了11师经过七天五夜极其艰难的行军之后，接着写道：“登上西——提公路后，33团便沿公路向邦迪拉方向攻击前进。32团沿公路向德让宗方向攻击前进。为了加快进攻速度，团长王荣华带领五连和75炮连轻装前进，在距德让宗10公里的地方，和从西山口溃败下来的印军遭遇。五连迅速占领有利地形，首先向印军开火，侦察排迂回到印军的右上方，居高临下从上往下打，打得印军抬不起头。这时四连六连也加入了战斗，战斗非常激烈，战士们都想冲到最前头抓考尔。”
考尔那里去了？
“当32团和419部队会合后，发现德让宗是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不是印军前线总指挥所在地，也没有抓住考尔。考尔到底躲藏在哪里？……在俘虏中查找考尔时，俘虏中有多种说法，有的说战斗还没有打，考尔便骑着毛驴经过不丹去了新德里；有的说考尔就在俘虏群里；有的说已经被打死，结果把尸体挖出来后又说不是；有的说就藏在附近的山林里。”
考尔不知所踪，“剖腹抓考尔”的任务等于没完成，32团二位主官百口莫辩，全团官兵也跟着遭受冷落。
路俊功接着写道：“东线第二次战役结束后，11师在邦迪拉主峰召开了总结大会，要求排以上干部都参加。首先由师参谋长刘长永对整个战役作了全面总结。接着33团团长田启元介绍演示了33团攻占邦迪拉主峰的经过。最后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和师长余致泉作了讲话。会议开始时，不知为什么32团王团长和李政委在前边面向大家站着。不知哪位首长说你们坐下吧，他们俩才坐下。与会人员向他俩投去了同情的目光。会议结束时，宣布与会人员会餐，，以示庆贺。33团由司令部负责，32团由政治部负责，31团由后勤部负责。散会后王团长和李政委直接回到了住地。32团其余人员整队带到政治部后，发现政治部没有人，也没有做会餐的准备，便回到了各自的住地……回撤时，翻过西山口的第二天晚上，西藏军区政治部在一个山坡上放眏电影《上甘岭》，欢迎11师凯旋。不知是否有意（安排），33团坐在银幕正面，从上往下看。32团坐在银幕背面，从下往上看。因为坡比较陡，坐不稳，只能爬在地上看。战士们很有情绪，电影还没放完，32团部队就都回去了。”
1949年，31团（原30团）荣获一野“长攻善守”英雄团称号
32团是一支英雄团队，自创建以来，能征善战，曾打过无数次硬仗胜仗，1949年，荣获第一野战军“勇猛顽强英雄团” 称号。在国庆70周年阅兵式战旗方队的100面战旗中，就有32团“勇猛顽强英雄团”和31团“长攻善守英雄团”两面战旗。11师58名官兵入选徒步、战旗、装备、军乐方队，接受统帅的检阅。
此次未能抓住考尔，使得全团蒙羞。于是，从哪时起，全团上下喊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一定要打翻身仗！这个口号一直喊了两年半，直到1965年6、7月，上边才说：你们又没打败仗，喊什么要打翻身仗？以后再别喊了。这又是怎么回事？
32团（原31团）获一野“勇猛顽强”英雄团称号
考尔到底去哪儿了？
路俊功接着写道：“这事说起来要感谢澳大利亚一个名叫考尔·马克思的记者。1965年5、6月份，马克思访问北京，周总理接见了他并与他合影留念，马克思前胸捧着一本名为《印度对华战争》的书（合影刊登在当年的《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后来这本书32团发了2本，司、政各一本。我当时在政治处工作，有幸多看了几遍。因为这本书很珍贵，后来团里收回去由保密室收藏。”
此书主要讲了五个问题，其中第四个问题的标题为“印军前线总指挥为什么临阵脱逃？”
那么考尔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是如何当上印军东部前线总指挥的？又是如何“临阵脱逃”的呢？
马克思是这样记述的：“原来印度军官实行的是世袭制，布里吉·莫汉·考尔的父亲是印军的一名下级军官，考尔成年后继承其父的官职，先后考取了印度初级军官学校和英国皇家军事学院。毕业后在印度国防部参谋总局任职。到1959年由连职爬到参谋总局副局长，准将军衔。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在美苏支持下，企图把印度非法占领的藏南地区永久化、合法化，考尔是尼赫鲁政策的狂热拥护者和支持者，所以得到尼赫鲁的赏识，由准将晋升为少将。1962年印军在中印边界东线增加兵力，成立东线前线总指挥部。考尔早想取代梅农当国防部长，他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绝好机会，便请缨要求当东线前线总指挥，得到了尼赫鲁的批准并晋升为中将。他当上总指挥后，便带领他的一班人马对达旺、西山口、德让宗、邦迪拉等一线阵地进行了考察，考察结果使他非常失望，后悔当初请缨当总指挥是错误的决定。特别是达旺战役失败后，他已经感到绝望了。这时，考尔想出了一个金蝉脱壳的计划，他召开了一次前线高级将领会议，以到国防部汇报工作要求加强兵力为由，把前线总指挥权交给了辛格准将，便带着自己的人马到了新德里。之后才去了离前线200公里的提斯普尔。在这里，他收到的第一个消息便是印军遭到了彻底失败。后来印度国防部在总结失败的教训时，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尼赫鲁用人不当，考尔要负失败的全部责任，要求军事法庭审判考尔。”
谜底终于在中印之战两年半以后被一个外国记者揭开了，这位澳大利亚记者的《印度对华战争》证明：在东线第二次战役打响之前，考尔早就逃脱了，根本不在前线。这一情况当初在抓考尔无果时，谁也不知道。就是在马克思的书出版之后，看到此书的人也极其有限，绝大多数人还是不明真相，致使32团枉背黑锅数十年，由此衍生的“传言”一直在流传着，从而造成了一桩无形的“历史冤案”。
现在，一切都大白于天下，那些误加在32团头上的一切不实之传言也该画上休止符了。
国庆70周年阅兵战旗方队中的“勇猛顽强”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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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胡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