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乡人的圣诞节
2017-12-25 23:55:29 阅读量:12163
昨晚是2017年的平安夜。和威利相对而坐,喝着从国内带来的十全大补老酒,吃着酱烧排骨和里脊炒番茄,就着热腾腾的茉莉香米饭,老两口过了个美美的中式平安夜。
老伴儿是天主教徒,之前抱怨了一句这不是他想要的节日晚餐,但对入滋入味的中国菜吃得那叫一个香!一点儿没剩!
这是我俩20多年来第一次过“二人平安夜”,席间聊起过往,2006年的圣诞节记忆尤深。
翻出当年写的散文,仍觉有趣新鲜,发上来与亲友分享。
他乡人的圣诞节(2006年旧作)
作者:胡宪
从蒙特利尔到佛罗里达州的Daytona Beach,大约2300公里,这是十几年来,我们一家三口(老伴儿威利,女儿濛濛)几乎每年一趟的探亲“冬运”。
我们通常早起,自带干粮,不加油不停车,一直开到入夜,然后在北Carolina州附近的rest area(高速停歇处)迷糊几个小时。待到凌晨,周围的马达声陆续响起,匆忙跑进building洗漱,再以每小时120公里(期望值)的速度向南疾奔。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可以在平安夜的前一天赶上“婆家”的晚饭。
今年的运气不是很好。我们是12月22号早上8点启程的,刚过美加边境便开始下雨,还没到纽约就堵车了,晚上9点,才开过华盛顿。威利不放心我的驾驶技术,女儿则不放心威利疲劳驾驶,于是我们生平头一回在去佛州的路上check in(住旅馆)了。这一耽误,第二天晚上(23号)10点多钟才进家门。
确实,在哪里都可以给那位叫耶稣的圣人过个生日,我们这每年一趟的九千二百多里路呀,图个啥呢?简单说,就是异乡人图个有家的感觉。这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过年,总是以血缘辈分最高之人的居住地为中心,从四面八方往一块儿奔。当然,比起国人的“春运”高峰,西人的这点岁末“冬运”,也实在算不了什么。
(一)美国的比利时人家
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Daytona Beach市,有两家普通的比利时移民。在欧洲时,他们的圣诞节分两次过:12月6日叫St. Nicolas Day,是孩子们一年中最盼望的日子,因为这天他们会得到礼物。这个节日源于一个叫Nicolas的神父变卖遗产帮助穷人的传说,有人认为他就是Santa Claus 的原型。等到了12月25日的Christmas Day,孩子们就没有那么兴奋了,他们会跟着大人吃喝到半夜,然后去教堂做弥撒,没有圣诞树和礼品。 在欧洲的圣宴上他们也不吃火鸡,而是吃兔子或家鸡。自从这两家比利时人在40年前移民到了一切讲究高效的北美,也就入乡随俗地把圣诞节像流行的洗发液那样地“two for one(二合一)”了。
这两家人原本并不认识,只因“同在异乡为异客”的缘故,从偶遇变成了朋友。在过去的几年里,两家的男主人相继去世,留下了寡妇姐儿俩走得更密,后来还干脆合起来过节,所以当我们在“平安夜”的前夜迈进家门,看见80岁的“继婆婆”(威利的继母)莉莉仍然优哉游哉时,就知道今年是轮到去普赖特大婶家过节了。
威利的父亲是1999年2月去世的。那天早上,他从沙发上起身要去添咖啡,忽然倒在地毯上,再也没有起来。一年后,他的老朋友里昂先生正在花园里浇花,街坊来敲门告普赖特大婶说,见她丈夫躺在花丛中一动不动……
这两位老人走的时候都没有痛苦,人们说这也算是福气,所以家里人都没有特别悲伤。
普莱特大婶今年76岁,住海边,推开她家后窗就是大西洋。她亡夫生前经营枪支生意,收藏非常可观,我第一次亲眼见007电影里才有的“玩艺儿”——像别上衣口袋只有一发子弹的钢笔枪什么的,就是在他家中;我生平第一次“玩”响数把手枪也是在他的俱乐部里。
里昂大叔和普赖特大婶只有一个女儿,叫尼科拉,与威利的同父异母弟弟帕特同岁。这两个孩子一同长大,双方家长明里暗里地想促成好事,可是等到他们都结过婚,又离过婚,孤家寡人地成了爷爷奶奶辈儿,见了面还是打打闹闹、搂搂抱抱的朋友。没缘分就是没缘分。
平安夜这天下午四点钟,我们一家五口(莉莉、帕特、威利、我和女儿)到达普赖特大婶家时,是尼科拉大姐开的门。
按惯例,两家之间不互赠圣诞礼物,作为客方,我们只带去酒和巧克力。进门后,但见满屋子红绸绿树和金发碧眼,节日气氛甚浓。
无论见着谁,先来一阵拥抱贴脸,说一句“Merry Christmas”,这头一关就算过了。
直到今天,我还是掌握不好西方人的拥吻礼。记得第一次见威利的父亲,我按美国人习惯,一左一右地伸过脸去,嘴皮子“崩儿崩儿”作响,彼此并不真的相碰。可没想到这老先生来自欧洲,那边的规矩是左、右、左三下,我刚以为亲完了转过脸来,正遇上对方的第三下“模拟”进攻,结果脸没沾上,反倒结结实实地跟“公公”接了个吻。众目睽睽之下,双方的窘态可想而知。 从那以后,我一跟欧洲人见面就紧张出汗。
(二)四代三洲两族人
屋里大多是年轻人,我基本上认识。他们是尼科拉大姐的女儿凯瑟琳,女婿JJ;凯瑟琳的弟弟克里斯托夫和他的新女友,以及比我们早到一步的威利的侄女一家。
侄女斯坦芬尼值得说上一说,她身高一米八二,丰胸细腰,双腿修长,是个天生的模特坯子,比濛濛大一岁。当年这两个小姑娘曾同床而眠,可如今,濛濛还在大学里念书,斯坦芬尼却已经有了四岁的女儿。她前男友我没有见过,听说是个好吃懒做的家伙,即不上学,也不工作,更不管孩子,靠着政府救济在老妈家“啃老”,斯坦芬尼忍无可忍与其分手。今天的这位新男友叫吉米,留山羊胡,梳马尾辫,双目含情,沉默寡言,颇具艺术家气质,一打听果然是个业余鼓手,也弹吉他,至于平常靠什么为生不得而知。斯坦芬尼这几年在她爸爸帕特服务的公司里做秘书,干得很是不错。
第四代就是斯坦芬尼的女儿安娜了。她美丽如天使,骄傲如公主,叽叽喳喳,蹦蹦跳跳,从头到尾都是大家的第一“宠物”。我也紧追着她照相。她不光一点不认生,还懂得“搔首弄姿”,摆pose呢,可爱得不得了。
以前两家人聚餐,是大人一大桌,小孩一小桌,现在两个大人去了天国,而孩子们却“double”,“triple”地壮大, 结果就演变成今日的大人小桌,“小人”大桌的局面。
女儿自然是跟“孩子们”一桌,很快就成了焦点。也许是因为她远道而来,大家客气,也许是真的因为她让这些没有离开过美国的年轻人看到了美国以外的世界,看到了他们在电视里看不到的另一种人生。
大人这桌讲法语,“小人”那桌讲英语,只有女儿一人双语皆畅,挥洒自如,兼具东方人的文静大方,不管人家是不是出于礼貌地不断赞她,我都非常开心。
记得第一次来是在14年前,我和威利还是普通朋友关系,我带女儿搭他的顺风车去迪斯尼乐园,赶上他家平安夜晚宴,应邀前往。 那时他父亲小看了我们,带着嘲笑的口吻对儿子用法语说:“我家没有筷子,她俩能吃饭吗?”
我法语不怎么样,但这句还是听懂了。我用中文对8岁的女儿发出简短的口令:“拿出吃西餐的架势来。”我俩同时挺直腰背,将小臂三分之一处放上桌沿,脸上堆出虚伪的贵族式微笑,直视每一个人的眼睛。
他们不知道,我是经过专门训练的,自信对西宴规矩,在理论上比他们要懂得的多。如何坐,如何笑,如何拿叉,如何用刀,连胳肢窝的张合尺寸都经过考核。就说将叉往嘴里送食物时,头要向前、向右倾斜45度角,他们没人做得到,而我和女儿都做到了。那餐饭历时一小时,我们做作得像在表演,每个环节都力争到位,令他们哑口无言。辛苦是辛苦了些,但自觉为中国人争了面子,值。
此“战役”过后,威利全家对我们刮目相看,邀请我们住在家里,还带我们去了里昂家。当时的佛罗里达州还没有几个中国人,人们看我们的眼神,都充满好奇,就像改革开放前中国人见到外国人。
(三)圣宴
为了准备今天15人的晚饭,普赖特大婶从早上八点就开始忙活了。购买火鸡和圣诞蛋糕是最重要的两项shopping。如今能在超市买到褪了毛,掏空了内脏的新鲜火鸡,是主妇们最想感恩的事情。有了这,她们只待中午一点左右,将里外涂好了佐料的无头火鸡塞进烤箱,平安夜晚宴的最大工程就把握住了。
正式落座前,大家随意走动,喝酒聊天,我端着开胃甜酒,在吧台找到了凯瑟琳和她丈夫JJ。凯瑟琳是第三代移民,已经不会讲法语。她和JJ的浪漫史很有意思。他俩从小学到中学做了11年的同窗,也当过彼此的“second school sweet heart”(中学的甜心)。可后来凯瑟琳继续求学,JJ则不想念了,少男少女分道扬镳。又过了11年,二人各自历尽爱情沧桑,男未娶,女未嫁,蓦然发现最适合自己的原来还是小时候喜欢的“那块儿糖”。为了这逃不掉的缘分,他们于六年前举行了盛大的传统婚礼。当时凯瑟琳是律师,JJ是警察,我曾跟他俩开玩笑:“JJ,你抓再多的坏人也没用,架不住你妻子逞三寸不烂之舌都给说放了。”
今天的JJ比上次见面更加茁壮,1米88的大个子,却长了个圆圆的娃娃脸。我问他为什么不干警察了,是不是被我当年说中。 他说不是,只因当警察挣得太少,不如现在与妻弟一起盖房子赚钱多。
我说想写篇稿子,聊聊美国人过圣诞节的习俗,于是这对泥瓦匠和律师夫妇愉快地接受了我的“采访”。说起圣诞吃火鸡,他们都同意最普遍的说法,即当年英国人登陆时,发现许多又肥又傻的火鸡,认为这是上帝的恩典,于是就有了吃火鸡“感恩”的传统。感恩节吃完,圣诞节找不到别的新鲜动物可吃,于是接茬“火鸡”,当然也有接茬感恩的意思。
JJ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他说,小时候确实相信圣诞老人会半夜从烟囱里爬进来往袜子里装礼物,如今越来越聪明的美国人过圣诞,已经越来越缺乏想象力了。大多数家庭已不再吃晚餐,而是中午大吃大喝一顿,然后拎着啤酒瓶在沙发上扎堆儿看电视,这时放映的都是一年中最精彩的球赛和各种幽默节目。人们往往看着、看着就萎在沙发上睡着了,傍晚醒过来再出去party。像他这种娶了妻,妻还又是律师、又是“外国人”的人,就不那么自由了。他们今天中午在JJ家吃了“平安夜”午餐,马上赶来娘家赴保守的欧洲人的平安夜晚宴。只盼一会儿家宴别搞得太晚,他们好能早点去跟朋友们闹个通宵。
女主人一声令下,大家分桌入座,圣宴正式开始。先上桌的是开胃小吃,有蔬菜沙拉、凉拌海鲜,起司、糕饼和面包。收过刀叉碗碟后,换上大一号的餐具,这时就等女主人用电锯将通红油亮的10磅火鸡切片上桌了。主食除了火鸡,还有大片的火腿肠,配上金黄色的玉米粒和绿油油的豌豆,色香味俱全。
一种叫croquettes的油炸土豆泥块儿我特别爱吃,顾不得发胖,吃了一个又一个。
席间大家说些无关痛痒的家常事。有一回,因为聊到了美国出兵阿富汗,威利差点和他弟弟帕特以及在座的所有美国籍亲友干起来。在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叮嘱下,愤世嫉俗成了性的威利今天只抱怨了圣诞节的商品化趋势,无伤大雅。
最后一道是分享“耶稣的原木”,英语叫“log”,法语叫“buche”,其实是一块做成原木状的长条巧克力蛋糕,上面插上糖雪人和小糖屋,圣诞的韵味就出来了。圣诞节吃“木头”是欧洲的风俗,为这些离乡人所喜爱。但既然现身处北美,普赖特大婶也按当地习俗准备了草莓派(饼),还有“准孙媳”送来的南瓜派。
那自制的南瓜派很好吃,我不禁对克里斯托夫的小女友肃然起敬。直发垂腰,腼腆可人的姑娘告诉我,南瓜饼是她外婆做的,她自己什么都不会。克里斯托夫还和小时候一样,爱剃光头,我怎么看他都像亨利王子,女儿偏说他像威廉,总之挺帅气。如今双臂布满了刺青,帅气中又透一股“酷”劲儿。
我仗着酒劲儿和辈分儿,要求他脱下上衣给我看个究竟,大家轰然叫好。他解扣宽衣,露出结实的肌肉。他右臂上的刺青图案很一般,是个半裸的女人,可左臂就很有特色了。那小臂上是蓝色的英文美术字:Live for today(活在当下),上臂则是一条斑斓巨龙,蓄势于大头肌处,腾飞在肩膀之巅,精致威猛。我一边称赞,一边“啪啪”拍照。想起网上最近正在讨论要不要变更中国的“龙”形象,就借机宣传了一下:中国的dragon(龙)就是这个样子的,而不是西方传说中那种秃头细脑,缺麟少毛,扇着巨翅,凶狠食人的dragon。大家“噢”、“噢”地表示明白,克里斯多夫则非常得意。
(四)圣诞老人降临人间
到了8点多种,年轻人终于耐不住了,纷纷告辞,我们Beuzet (老伴儿的姓氏)家族也有自己的活动。跟普赖特大婶和尼科拉吻别后,一家人两部车,在平安夜的瓢泼大雨中,醺醺然“醉酒”回家。
我不由想到那帮年轻人从中午喝到了现在,不知道这会儿都在哪条路上充当“安全隐患”呢。
因为莉莉养着四只猫,一条狗,所以我们不敢把花花绿绿的礼品包留在人类缺席的家里。为了保护儿童神圣的天真权利,大人们设计好让侄女一家人晚几分钟再进门,以便小安娜冲进门来时,可以马上看到圣诞树下堆满的礼物了。
大家围坐客厅,小安娜从圣诞树下逐一把礼包搬给妈妈,由妈妈读出赠获双方的名字,然后她再亲自送到每一个人手中。四岁的她,像个报春的小鸟,满场飞舞。若是听到“安娜”,她就会高呼着自己的名字,毫不客气地把美丽的包装纸撕烂。我送给她的礼物是一个小挎蓝,里面装着各种可爱的中国小首饰,小头饰和tatoo贴画(假刺青)。她一边往外掏,一边尖声叫,比收到外公花了上百给她买的“娃娃屋”还要兴奋。
凡是有收入的人今天统统都要做一回圣诞老人。这是一个给与的时刻,也是收获的时刻。收支是否平衡不重要,得到的是不是想要的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亲人间,朋友间,乃至人世间利用这个机会表示一下彼此的善意。
从蒙特利尔出发的前一天,刚刚考完试的女儿包装礼品包到半夜两点,大包小包的20几个,占了多半个车后厢。
任何风俗的形成都有一定的道理,我想,人们以赠送礼物这种方式去点燃他人的笑脸,再美美地听一句“thank you”,这就是圣诞节的精髓所在。
威利送我的一套化妆品,我送女儿的一套床单,女儿送威利的按摩枕头(威利有颈椎病),都挺占地方的,这样千里迢迢地运来,再千里迢迢地运回去,恐怕会有人笑我们傻吧?
莉莉和帕特今年送给我和妞妞的是每人一张50美元限额的visa卡。女儿非常高兴,立马问“boxing day”(圣诞后倾销日)商店开门的时间。
上帝面前,众生平等,与安娜同岁的狗狗——Sugar Bear(糖熊),以及三岁到八岁不等的猫儿们都各有圣诞礼物,或是玩具骨头,或是理毛的刷子,最老的老猫艾米莉得到了莉莉的一本影集。
快11点了,斯坦芬尼终于用“圣诞老人只给睡着的孩子礼物”的神话,把兴奋的小安娜骗回家去。
然后,平安夜就平安地进入了每一个平安者的梦乡。
(五) 圣诞日
昨晚的“平安夜”有点像中国年三十的“守岁”,侄女一家走后,威利开了第二瓶香槟,我们五个人,四只猫,一条狗亲亲热热地拥挤在沙发上,直到过了午夜,大家才酒干意尽地N遍重复“圣诞快乐”,各自回房。
圣诞日的早上天阴沉沉的,没有丝毫喜气,可丝毫没有影响人们见面后再把“圣诞快乐”高呼一通的情绪。
威利的父亲去世后,帕特就搬回家陪母亲住了,今天不用上班,和我们休假的人一样,睡了个懒觉。我这“小叔子”大我两岁,比威利高出一头,除了坐沙发上看书看电视,抽烟喝酒,再无所好,我以前一直觉得他是个乏味的男人,夸张点说,这14年来他跟我说过的话不超过14句。可今年见面大不一样了,由于他也“居然”迷上了摄影,我俩“居然”就有了说不完的话题,昨天他还“居然”开车带我出去照鸟。
从9点开始,电话就没有停过。普赖特大婶儿特意在电话中叮嘱我要把头天对她外孙女的采访文章寄给她。因为凯瑟琳认为一个比利时裔的美国律师形象居然能出现在加拿大“天书”也似的中国报纸上,这其中的机缘拿到律所去显摆一定能引起轰动效应。
和如今中国的大年初一一样,见不到面的人们统统用电话“拜年”了,特别是晚辈,都要先给长辈打电话。威利的前妻,帕特的前妻都来了电话祝莉莉节日快乐。巧得很,威利前妻的电话是威利接的,帕特前妻的电话是帕特接的,她们跟自己的“孩子他爹”都没啥说的,连句“圣诞快乐”都省了,但是跟没有丝毫血缘关系的莉莉却年年礼数周到,有说有笑。
莉莉是个很随和的女人,我觉得她比威利的生母要好相处。这个“婆婆”不会像那个“婆婆”那样傲慢地挑剔我,撇着嘴说“我的儿子是不穿没经过熨烫的衣服出门的”;她会在每次洗衣前扬声问:“威利,你有没有脏衣服拿给我一起洗?”
威利的父亲去世后,我曾犹豫还要不要继续来佛罗里达过圣诞,毕竟只是继母和“半弟”。威利则坚持这里仍是他的家,而且说莉莉爱热闹,真心欢迎我们。
我当面赞过莉莉的平易近人和热情开朗,她开玩笑说,一个能和埃尔(威利的父亲)生活了半个世纪的人,可以和任何人成为朋友。她曾两次平安闯过癌症手术,多半儿跟她的好性格有关。
威利的父亲埃尔,在我眼里是个幽默、固执的老头儿。他年轻时当过军官,移民北美本来的首选是魁北克,可到了之后嫌那里的人把法语讲歪了,讲坏了,一气之下愤然南下,越走越远,最后干脆到了没人说法语的地方。
“你嫌我的英语烂,我还比你多门外语呢。哼!”他可不怕折磨老美的耳朵。
当年他来佛州,花了不多的钱买了片丛林,从砍树开始造房子,造好一座卖一座,边造边卖,最后留下六套,自住一套,其余出租。钱多了,却不幸迷上了赌博,自己的钱赌没了,就跟房客借、输掉,再借,再输,直到输光了所有的房子……
可想而知,莉莉的好脾气是如何百炼成钢的了。记得最后一次见埃尔是在医院,他做肩周炎手术,我们第二天要回加拿大,头晚特去告别。我们进病房时,他打着绷带,动也不能动,却在跟小护士调笑。那小护士说:“埃尔,今天晚上是我和你在一起。”他说:“太好了,亲爱的,那你还等什么呢,快上床来吧。”那姑娘也不示弱,说我若是上了你床恐怕你活不到明天早上。埃尔咧嘴大笑道:“这正是我最渴望的死法呀,亲爱的!”——那年他85岁。
两个月后他倒在家中永远逍遥了。
莉莉非常的爱干净,家里最多时养七只猫,两条狗,但房里从来没有异味,也不见猫毛狗毛到处。她每天都用专门的铁刷子,挨个给猫狗们理毛,至少两遍。威利常含沙射影地在我面前夸他的继母是标准的比利时家庭主妇。我和女儿虽都是粗枝大叶的类型,但住在她家却非常地小心,梳完了头总要趴地上仔细找头发。
吃过早饭,女儿磨着我去海边看“冲浪”。不用猜也知道这准是克里斯多夫惹的祸。昨天他就一直在跟姑娘们说“冲浪”,说“飞车”。当濛濛吃惊地问他干吗要买四辆摩托车时,他豪放地说就是看不得自己的账户上有钱,“当什么也不缺,不知道该买啥时,只好买自己最喜欢的东西存着,反正是比让钱在银行里睡觉强。”
“Live for today”,这就是美国一个23岁的木匠兼房地产开发商的价值观。
下午一点多钟,我们去了海边。这天风大,沙滩关闭,我们只好将车停在马路上,步行过去。
天上大片的乌云翻滚,狂怒的海潮将冲浪的小伙子们一个个击败,眼看大雨就要来了,威利急催我和女儿快回岸。就在这时,一排罕见的巨浪从海洋深处腾空翻起,将已逃到浅水的我们打得东倒西歪。衣服全湿了,我和女儿开怀大笑,浪花满头满面。
我们刚钻进车,“倾天”阵雨就泼下来了,雨刷像两个无穷动的工作狂,满城的街灯都亮了。这时我们并不知道,在大海给我们带来欢笑的时刻,不远处正在发生什么。
(六)圣诞晚宴
圣诞节的正日子口,人们都以小家庭为单位庆祝,连侄女斯坦芬尼都没有来。
晚宴是莉莉准备的,她上个月刚做完第二次手术,我们本来不要她做,但是她拿出了女主人的权威,说反正是自己家人,无须讲究排场。可我一看桌上放的是传统的枣红色的餐布、餐巾,就知道说不讲究,还是讲究了。
主餐——螃蟹肉饼,在典雅的枣红色氛围中身价倍增,再配上新鲜的混合蔬菜沙拉和炸得焦黄的法国薯条,色香味就都有了。我一边吃一边嘱咐威利把这手艺学来,回加拿大后好继续喂我这个大馋猫兼大懒猫。
我其实也不是什么活儿都不干的,我在这家负责饭后清理。这活儿很简单,收拾完桌子,将用过的餐具冲一遍,再一一放进洗碗机就完事了。
圣诞晚7点,电视现场转播全国转轮百科知识竞答决赛,这是莉莉不容错过的节目。她和帕特都是业余高手,常常能比参赛者抢先一步喊出答案。
每当这个时候,我都能真切感受到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我永远也无法融入这个家庭。尽管和洋人一起生活了十多个年头,尽管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年年游走,尽管自忖英语还不算太差,但是同一屋檐下的我们,依然如同生活在两个世界。 面对同一个电视屏幕,我总是闹不明白身边的人因何发笑,家里的人又在喊些什么。
(七)上帝的另类礼物
从圣诞的晚间新闻知道了当我们与大海嬉戏的时候,只有三分钟车距的South Nova Road 大街的一片公寓小区正遭受飓风的摧残。次日一早我赶去现场。
直升机在空中盘旋,警车警察封锁了路口,黄色的警戒线与排成一溜的911应急车、电视台和电台的采播车分外抢眼,气氛紧张压抑。 向警察出示了记者证后,我加入了手持肩扛各种摄影器材的记者行列。一位管事的黑人妇女说:“看看吧,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圣诞礼物。”
几座临街的楼房倒塌了,屋顶和墙壁裹着变形的窗框和破碎的玻璃堆成一团团稀烂,裸露着本来称为“家”的私人空间,粗大的树干横七竖八地搅合着到处乱飞的隔热木棉。最触目惊心的是一株依然佩挂着红绸带的圣诞树,它倒立着,底座在楼上,树梢却无力地垂到楼下,红的还是那么红,绿的还是那么绿,像一个还没玩够的孩子突然间遭遇扼杀。二楼的一间卧室里,双人床上躺着一块楼板,一只布满尘土的玩具熊孤独地坐在床下。抬头,树上挂着家具;低头,满目断壁残垣,过往行人默默无语,表情哀伤。一位老人在身边呢喃:“Why Christmas? Why here?”(为什么在圣诞?为什么在这里?)
一个女人说:“我们正在看电视,灯忽然闪了几下,然后一个巨大的树杆从玻璃窗插进来,我们赶紧逃进了厕所……”一个年轻人当时正在三楼的卧室里睡觉,被大风的呼啸声吵醒,去了趟厕所,等他从厕所出来,屋顶正好砸在他刚躺过的床上。他来自以色列,在附近的航校上学,他说:“这里像是战争废墟,我失去了一切,在这里我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下一步怎么办?”
我了解到,这场肆虐的飓风命为“F2 category tornado”,它以每小时200公里的速度由西部DeLand地区刮来。到目前为止,10人受伤入院,两人重伤;大约60架飞机损毁;200间房屋受损,100间彻底报废;大约5100个用户失去电力供应,直接经济损失估计为3钱多万美元。
小区有240户居民,大部分已经疏散,只有工作人员和警方人员驻守。我随后来到小区后面损失较轻的街区。这里的房前屋后,圣诞节装饰还在,但是已丝毫没有了节日的景象。
街上、房上到处是忙碌的人们,砍树的砍树,修缮的修缮,除了专业的工程车辆和身穿工作服的人员,还有许多普通人在搬东西,捡树杈。其中很多人并不住在这里,跟这些受灾的居民也非亲非故,赶来纯粹是为了帮忙,令人感动。
带着车辆和工具,一大早就赶来的 Parker 的先生,拒绝一切感激和金钱,他说:当我正在家里和孩子们享受圣诞节的时候,有些人正在受难,我必须尽自己的力量做些什么才行,如果接受了感谢,那我“渴望给予”的目的就落空了。
昨日的F2号飓风“手下留情”地从Daytona Beach的国际机场席卷而过,虽夺走了电力,但没有造成重大损失。可是在它东侧的航空大学Embry-Riddle Aeronautical University却惨遭重创。我从远处拍摄,停机场上的飞机乱七八糟地挤成一片,有断翼的,有断头的,还有叠罗汉的。 机场大楼掀开了盖,裸露出扭曲的钢筋铁骨。
在航校的办公楼前,可以清楚地看到龙卷风的行动轨迹:它从西边发狂而来,先是化做一柄重锤,狠狠砸向航校大楼的前额,然后疯狂地把带着大铆钉的数磅重的钢筋混凝土碎块吹过了四条车道的马路,抛掷在对面的草地,丢弃进原本清澈的小河。马路对面本来是该校的健身大楼,环境优美,如同花园,而此时,一根拦腰折断的金属电线杆和环形车道上若干来历不明的石板和金属板将所有的景致破坏。
在令人窒息的死寂中,我忽然感到镜头中似乎有生命迹象在蠕动,定睛细看,原来是一只白色的苍鹭,她在废墟中走来走去,在炸飞了玻璃的门前探头探脑,像犹豫着要不要进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最后她小心翼翼地迈过玻璃碴,在黑洞洞的楼门里呆了几秒钟,也许是无法忍受那份死寂,又转身走了出来。我换上长焦镜头,记下了她的每一步。
自然母亲是个很情绪化的女人,你永远不知道她何时高兴,何时发怒。人们责备她为什么要选在圣诞节这天发脾气时,焉知这不是她的一番仁慈呢?正如受灾航校董事长说的那样:感谢上帝!这若不是发生在圣诞节,而是平常日的下午两点,不知该有多少人在正在楼里上课工作,后果哪堪设想?
绝大多数人认为:此次飓风如此凶猛,破坏力如此巨大,却没有发生人员死亡,实在是上帝的奇迹,耶稣的礼物。
尾声
我每年都庆祝圣诞节,以后还会庆祝下去。圣诞节对我来讲,是亲情、是热闹,是礼节,是休假,是孩子的笑脸,是一年的放松。但是,它与我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关系不大。
过圣诞节,意味着我期盼的春节已经不远。
这就是我,一个他乡人,2006年的圣诞节。